第二部分
47个文件柜的文件

    时为高级调查主任的卢敬荣也是首批入组的成员，他说：“首三个月我们埋头于‘书林’之中，专注分析诺丁报告书和从警方转过来有关佳宁案的资料，互相比较和印证。”朱敏健则补充说：“那时候我比较少机会回到专案小组办公室，每天只往佳宁清盘人（一会计师楼）的办公室钻！在专业会计师的协助下，分析佳宁集团的财政来源和业务交易，将怀疑有问题的账目勾出，追查款项的流向及牵涉的人士，看看其中是否有牵涉贪 造假账等罪行。同时还要查找怀疑贿款的转移途径，例如：陈松青如何向裕民财务高层输送利益，受贿人怎样调度贿款来掩饰不法行为等。”

    要证实贪污活动的存在，必须确认有利益的输送，解构贿款的转移。专案小组就着每一笔的怀疑贿款流向绘成流程图，贴在办公室的墙上，方便研究。朱敏健称：“款项从一间公司转到另一间公司，每笔款项的金额都很庞大但又全部不是整数。直觉告诉我数字之间一定有些微妙关连，究竟是什么呢？天天看着这些流程图，委实是一筹莫展。”有一天，向来对数字十分敏感的朱敏健脑际突然灵光一闪，急急拿 计算机，先将有关款项的银码转为港币，然后除以101，竟然全部变为整数！他马上联想到透过经纪购买股票需要付百分之一佣金，这些款项极有可能是用作投资股票。朱敏健循这个方向继续追查，发觉多笔款项通过股票买卖从佳宁名下转到涉嫌受贿人的私人或亲人的公司或私人帐户，反映出他们之间存在不寻常关系。发现加速了调查，亦有助他们锁定案件嫌疑人物。

    与此同时，专案小组发现裕民财务批予佳宁的部分贷款不翼而飞，怀疑可能已转至陈松青的瑞士银行帐户或经由其名下的离岸公司调走了。廉署为此曾寻求瑞士法庭协助调查涉案帐户，卢敬荣还专程前往瑞士搜集证据。

    虽然诺丁委员会在马来西亚做了相当深入的调查，为专案小组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线索；但要查证报告书内对某些人的指控，廉署调查员必须自己展开调查。自1985年11月，专案小组开始在外地搜证。“朱敏健和我主攻马来西亚，稍后徐耀成也加入协助。”卢敬荣忆述：“我们在马来西亚主要的工作包括向裕民银行及相关的会计师楼查阅与案有关的文件和账目；接见证人及将证供整理成适合呈堂的法律文件等。另一位现已离职的同事则专跑美国，因为我们发现大部分不当的贷款均以美元支付，并通过一些美国的银行安排电汇。”

    律政司律师一开始就介入

    裕民财务与佳宁集团的接触是从裕民财务的总经理开始的，因此廉署相信他一定了解内幕。要掌握案件细节和指证涉嫌贪污或诈骗的人士，这位总经理可能是最关键的人物。

    副组长贾乐施(Brian Carroll)专责为这位总经理录取口供，他说：“身为裕民财务的总经理，所有向陈松青批发贷款的文件均经由他处理，所以贷款的来龙去脉他都十分清楚。我们将他转为污点证人，有助于对抗‘大老虎’。我亲自见过他超过60次，记录的口供多达千多页纸，从中我们得到一些重要的资料，经过同事进一步调查和印证，都成为有力的证据。”

    “一般贪污案件，我们会先作出调查、接见证人、拘捕疑犯等，待取得相当证据后才呈交报告予律政署，由检察官研究是否应该 诉和拟定适当的控罪。但鉴于这宗案件案情复杂，涉及范围的阔度及深度一时难以估计，律政署一开始便委派了六名检察官与专案小组一同工作，方便随时提供法律的观点和意见。”朱敏健解释：“这是我在廉署工作多年，第一次也是和惟一一次律政署 在廉署调查阶段即介入的案件。”

    商业贪污诈骗案有一个共通点：不法之徒会利用不同的公司或不同人士名下的帐户，通过错综复杂的商业交易，将不当的交易或见不得光的款项迂回运转加以掩饰。这些违法行为往往隐藏在大量的文件当中，若有专业人士协助分析那些复杂的账目，调查工作可以事半功倍。为此，香港政府特别批准拨款聘用跨国专业会计师楼参与此案，还聘用跨国律师楼负责在其他国家或香港以外的地区处理法律程序。调查人员的不懈努力，加上其他专业人士的协助，专案小组在展开调查后约半年便掌握了该案的犯罪手法及搜集到有力的证据。据当时调查所得，涉及贷款金额不少于6亿美元。犯案的手法和目标其实很简单很直接——通过行贿来换取资本，从而在生意上“赚快钱”。

    佳宁集团成立以来就故意塑造财雄势大的形象，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佳宁主席陈松青的自有资金捉襟见肘，为了建立自己的商业王国，他行贿利诱裕民财务的高层人士，在没有足够抵押或保证的情况下为佳宁批出巨额的贷款；获得这些贷款之后，陈松青既可扩充业务；更能为自己营造一个长袖善舞、运筹帷幄的商人形象，增强业内人士、工商机构甚至普通市民对他信任，刺激佳宁股价飙升。另一方面，裕民高层人士收受了数目相当可观的贿赂，便利用职权，睁一眼闭一眼地签发贷款，瞒骗总公司裕民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