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锲而不舍17年：破佳宁诈骗案

    翌年2月15日，《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条例》在香港立法局获得通过，当天这个公署就挂牌成立。在港英时代，所有的公文首先是用英文起草的，廉署的英文名称是The 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如果直译为中文，意思是“独立的反贪公署”。这是一个直属于总督的机构，拥有广泛的执法权力，包括逮捕、扣留和批准保释；搜查和检取物证；从疑犯收取非体内样本作法证科学化验；调查公务人员涉嫌滥用职权而触犯的勒索罪；调查由贪污有关或贪污导致的罪行；涉及公务员、公共机构及私营机构雇员的贪污罪行；查阅银行帐目；扣留及审查商务和私人文件；要求受疑人提供其资产、收入及支出的详细资料；扣留旅行证件和限制处置财产；防止贪污分子试图逃离香港或设法清洗黑钱以避免法庭充公其不义之财以及为调查资料保密等。其权力之大，不仅在香港前所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也属罕见。不过，廉署没有起诉权，起诉权仍然属于香港的律政司，这也是为了平衡与制约廉署。如果廉署连起诉权都有，那么从侦察、逮捕到起诉形成了执法一条龙，成为“盖世太保”，也非法治之福。

    上千警察包围廉署总部

    从葛柏案可以看出，当时香港政府机构内部贪污情况最严重的是警察，因此廉署成立之后一直以警方的贪污作为主要侦办对象。继葛柏案之后，在1975、76年，廉署总共侦办了12个公务员，其中大部分是警官，既有英国人也有华人，充公的不义之财高达1500万港元。1976年8月警方的九龙交通部集体贪污案被廉署侦破定罪，包括警司、总督察在内的13个警官和警察入狱，此案再次轰动香港。到了1977年10月，廉署已经成功地侦办了260名贪污的警务人员。

    廉政公署要调查一个官员，通常会请其到廉署喝咖啡。于是“廉署请喝咖啡”使贪官污吏闻之色变，不少警务人员风声鹤唳。那些平时收受黑钱已经成为习惯的警察和警官，认为廉署断了他们的财路，对廉署的不满逐渐积累，到1977年秋季终于爆发了。这年10月28日，超过2000名警务人员，在香港岛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抗议廉署权力过大，要求政府压缩廉署的权力。他们浩浩荡荡先抵达中环的警务署，向警务署长递交了请愿信，之后又向附近的廉署总部进发，这些执法人员居然冲进廉署大肆破坏并且殴打廉署官员，一时场面极为混乱，新闻媒体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对香港有史以来首次警察的大规模游行和打砸行为广泛报道。此后几日，继续有警员上街滋事捣乱，形势一度近乎失控。

    面对这种大规模的反反贪哗变，港督麦理浩双管齐下，一方面在11月5日发表声明，决定对1977年1月1日之前的警方贪污行为既往不咎（已发出拘捕令者和情节特别恶劣者例外）；同日立法局通过一项紧急法令，授权警务署长对任何不服从命令的警务人员抗议立即开除。至此，警方的滋事被遏制了。麦理浩也明白法不责众的道理，他的宽赦令虽然受到不少批评，但是也确实是不得已为为之。

    此后警方的大规模贪污情况即明显减少。廉署开始执行更困难的任务：查办私营公司的商业诈骗案件，其中以侦破佳宁案为时最久，也最为轰动。

                      来自南洋的“过江龙”陈松青

    1949年之后，上海所拥有的“冒险家乐园”的地位，被香港取代了。这个自由港以其宽松的环境、便利的金融服务，吸引了来自各地的商界枭雄乃至于骗子。佳宁的老板陈松青，就是这样一个枭雄，尽管他计谋多端，一度在香港商界呼风唤雨，连英资大亨都被他迷惑，最终还是栽在廉政公署的手里。

    陈松青的身世至今仍有疑点。据说他1937年出生在沙捞越（当时是英国殖民地，现为马来西亚的一部分），但也有报道说他1933年出生于福建。1950年代中期陈松青赴英国留学，获得工程学位，毕业后一直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做建筑工程师。1972年陈松青在新加坡的建筑公司倒闭，他申请了短期签证到香港，加入了地产商钟正文的公司，担任项目经理。陈青松颇有能力，钟正文很器重他，并在经济上提供支援，他们合资组成公司，经营地产业务。

    香港的地产市场在1970年代中期开始复苏，1976年渐趋蓬勃，陈青松开始在新界购入地皮，蓄势进军房产市场。与此同时，他开设独资的佳宁灭虫公司，“佳宁”这个公司标志首度面世。直至1977年底，他成立佳宁集团有限公司，成为集团主席，直接控制多个由自己开设或收购的公司，包括他的第一家上市公司——佳宁投资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