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一代巨擘，终难逃法网

    陈松青被捕后，获得法官批准以5千万元现金及2百万元人事保释，同时交出旅游证件由法庭保管。当时佳宁集团虽已倒闭，但陈松青的私人财产有多丰厚仍无人知晓，从裕民财务借来的款项也不知所踪。虽然保释金额庞大，仍未能减轻控方的忧虑，律政署的首席检察官曾反对保释，他列举多项理由，包括：陈松青来自外地，家人并不居于香港，在香港的家庭联系薄弱，有逃走可能；而且他十分富裕，恐防他会弃保潜逃。但法官并不接纳上述理由，坚持容许保释。

    为了公众利益及节省诉讼费，控方希望等待引渡同案的裕民财务前主席回港才一并审讯，获法官多次批准将前佳宁主席的审讯押后，谁料这样一拖便七年。1992年，陈松青轻微中风；稍后他出示病历报告，证明自己罹患严重心脏病和耳疾，欲藉此理由回避审讯。 1996年，他从英国请来三名医学权威证明他的精神压力很大，情绪低落，身体状况恶化，作为向法庭求情的理由。

    高等法院法官在1996年9月27日的判辞中也曾指斥前佳宁主席利用法律制度，不断玩弄“拖延游戏”，他更指出：“（本案）每一位被告都用尽所有法律途径或技巧，以图拖延那无可避免的审讯。”

    事隔接近二十年，几位专案小组的主要成员对案件记忆犹新。他们异口同声以“铁证如山”四个字来形容这宗惊人骗案。

    1996年初，陈松青案初审。3月，高等法院大法官决定取消他的保释，还押监房，等候案件于半年后开审。但鉴于他报称患有重病，法官批准他将病况报告及服药资料呈交惩教署医生，考虑是否应还押羁留病房看管。无论如何，十多年来一直获准保释的他，终于初尝失去自由的滋味。陈松青随即通过过律师表示愿意承认两项控罪。1996年9月27日，适值农历八月十五中秋佳节，陈松青被判入狱3年。

    佳宁案重创香港社会

    案件终结，究竟多少人蒙受损失？犯法的人固然罪有应得，但被无辜牵连的人也不计其数。佳宁集团的迅速崛起，其股价在短短的一年内劲升十数倍。当时很多小市民纷纷入市，曾经做过佳宁小股东的香港人多不胜数。当年香港报章引述一位曾协助某富商炒卖佳宁股票的经纪的一席话，“当年佳宁被捧为神仙股（即有升无跌），富商初期持有约二三十万股； 至1982年，股价下挫，他一心趁低吸纳，再购入数百万股；谁知股价不断下滑至最终停牌。他的千万元投资，瞬间化为乌有！” 林先生也是受害者之一，他忆述时仍然愤愤不平：“佳宁成功地制造烟幕，令人相信它是一个实力雄厚的集团，许多人毫无保留地投资在它的股票上，怎知一夜间股票成为废纸，一文不值。”事后他对整个股票市场一度失却信心，有一段很长的日子不敢再投资股 。父亲是股票经纪的胡先生说：“那时候我还年轻，对炒股票一点兴趣也没有，不过因为爸爸的关系，对佳宁事件都略知一二。整件事是一个骗局，爸爸说连行内的人都看不通他们的诡计，全被蒙在鼓里。受害股民数目很多，唯有叹一句’运气不好’，或当作买一个教训罢！”现职基金经理的何先生说：“佳宁倒闭前我刚入行，还不懂投资，算是幸运地逃过一劫。记得当佳宁宣布停牌时，大家都给吓傻了，许多人毕生积蓄付诸流水，欲哭无泪。有些人干脆把佳宁股票当墙纸用！”

    佳宁案的受害者除小股民外，所有纳税人亦间接地受影响；甚至整个香港的形象都受到损害。法官在判词中亦提及，被告等一小撮人的不法行为，严重破坏了香港这个商业金融中心多年来所建立的良好信誉。

    廉署官员，劳苦功高

    根据法庭资料显示，与案有关的诉讼费达2亿1千万港元，由公费支付；单是廉署的主要支出已超过2千8百万元。然而，社会舆论普遍认同为了争取社会公义，花费在所不计，廉署查办佳宁案彰显法律精神及法治制度的重要性。当时的律政司表示，香港不容忍任何商业诈骗，执法机构不遗余力打击罪案，投入资源调查是必须的，司法公正不应贴上价钱标签。

    专案小组四十多名成员，有些只参与很短的时间便转投其他案件，有些则是贯彻始终的。朱敏健在1985年接受任命参与专案小组时以为任务为期大约一年，怎知不知不觉已经到了1988年。当时他有机会参加升级试，但评审委员翻了翻他的工作纪录，认为他几年来只参与一宗案件，接触面相对较其他考生少，不批准升级。名落孙山的朱敏健当时心情十分复杂，他说：“一直以来，我都因为有机会参与这宗大案而引以为荣，岂料却又偏偏因为它而升级无望。”第二年，朱敏健再度参加升级试，考官提了一条巧妙的问题：“如果给你一个选择，升级便把你调离目前工作，没有机会完成此案；若你想继续调查此案，我不会批准你升级，你作何选择？”朱敏建说：“我选择先查毕案件，反正我对调查此案越来越感兴趣，迟些升职也没有问题。”考官没有接受朱的请求，结果朱升了级，同时被调离此职！

    朱敏健获擢升而被调离专案小组，徐耀成的工作量立即倍增，先后到过马来西亚十几次，最长一次逗留了32天。“小儿子刚刚出世，我接到任命要往马来西亚接见证人，为期两周。心中当然有点牵挂，但毕竟工作最重要。”一瞬间两周过去，工作还是没完没了，与徐耀成同行的检察官认为他对案件最了解，不肯放他离开。“上司十分体谅，同意调派另一位同事来接替，但我最终还是选择留下来把工作完成。”因为他经常出外公干，徐太只好辞去自己的工作，专心照顾家庭和两个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