择偶：独立与浪漫的年轻一代
1946—1962年：年轻一代的独立自主趋向

    1946年土改开始，下岬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村民的社会生活也有了许多改变。政府颁布新婚姻法的目的，是要全面改造中国的婚姻制度。1951至1952年间新婚姻法正式施行。村民们通过一系列学习而了解到，新法律禁止了包办婚姻、纳妾、买卖婚姻等传统习俗。老一辈的村民回忆说，镇上来了个人将印好的婚姻法带到村里，每个人都要参加会议去学习婚姻法。

    可是，政府的运动对基层社会中私人生活的许多方面包括择偶，一时并没有多大影响。我访问过的一些老辈人说，当时父母对后辈的婚姻有着无上权威；而当时的年轻人，尽管有一些人开始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却没有多少争取婚姻自主的愿望。当过工作队的刘大伯认为，土改时期年轻人不去谈恋爱，是青年积极分子无私的表现。他自己就有这样的体会：

    “当时我22岁，工作起来有使不完的力气，有时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每天都有那么多新鲜事发生，所以我除了吃饭从来不回家。当我爹妈告诉我要和许家姑娘定亲时，我什么都搞不清楚，只知道自己运气好，因为村里人都说那姑娘长得好。我告诉爹妈我没意见，事情就这么成了。到年底，爹妈让我回家结婚。婚后我在家里只呆了一晚，第二天早上又回工作队了。队长表扬我干革命忠诚可靠，我非常高兴。当时我总是将工作放在个人生活前面。过了半个多月后，我回家看到媳妇在我家的厨房里干活，我才明白自己结婚了。”

    刘大伯与另外一些老人都同意妇女在土改中起了很大作用，但是他们认为妇女参与公共生活并没有对青年人起什么影响，因为当时男女总是分开活动。

    高大婶是50年代识字运动中的妇女积极分子，她也认可上述说法。她说，妇女被政府动员去参加会议，上夜校，有时也为男积极分子做各种后勤工作，但是妇女基本不和男人一起工作。高大婶当初是夜校中的小组长，她想出了上门给在家干活的中年妇女教书认字的主意，这样，那些妇女就找不到不去上学的借口了，而且将新认的字和家中的锅碗瓢盆联系起来也容易记。在夜校，她们也学习过新婚姻法和有关恋爱自由、夫妻平等之类的新思想。但是她们中没有谁敢自己找对象。她说：“我们那时太年轻，也抹不开（害羞）。”

    50年代的主要变化是父母在婚姻上开始询问年轻一代的意见。如果他们不同意，当父母的也会设法去说服他们。另外，具体的程式也有了变化。男女双方在父母媒人在场的情况下可以见一面，然后家里再问他们各自的印象。以这种方式，绝大部分父母就顺利地在儿女同意的情况下行使了权力。而同时，介绍式的婚姻也就悄悄地出现，“介绍对象”这个词也就在这期间冒了出来。村里的年轻人对这种新形式非常热衷。到50年代末期，村里虽然出了好几桩父母与儿子在择偶上发生意见冲突的事件，不过最后问题都得到了解决。

    第一桩值得注意的自由恋爱事件发生在1961年到1962年间。我接受了一些访谈对象的意见，没有将1959年至1961年这几年列入考察范围。在这段时期，所有人最关心的是填饱肚子，而不是谈恋爱找对象。当时村里的支书很喜欢邻家的小伙子小张，于是想把女儿嫁给他。但是小张偷偷地爱上了另一个女孩。支书为了达到目的，先是把那个女孩介绍给另一家，之后再安排女儿同小张的婚事。支书女儿开始时接受了这门亲事，但是婚后第一天就和丈夫发生了争执并且很快想要离婚。几个月后，支书发现他女儿心上人是小李便气坏了。首先是因为他觉得女儿是有夫之妇，爱上别人不道德；另外，女儿的心上人并不是他理想的女婿。小李既懒惰又调皮，而且还好赌。好几次，他在自己家里抓住了女儿和她的情人。这时他就会将小李狠狠地揍一顿之后赶出屋门。同时，他和他老婆还再三试图用又打又拉的两手来让女儿回心转意。

    支书女儿的顽强让所有人都吃了一大惊。根据她自己和旁人的描述，她在婚后每天都是和衣而卧，并且总在枕头底下藏把剪刀。每次丈夫想靠近她，她就威胁要自杀。之后她又到上头去找妇联和公社书记以及当地法院。她自己也是党员，懂得怎么从这些机构寻求协助。最后，她终于赢得了胜利，与丈夫离了婚后，又很快和情人结了婚。不过她付出的代价可不小。首先是她爹觉得受了羞辱，20年不肯和她说话，只是到了1993年临终前才原谅她。其次，由于她倔强独立的个性，她和第二任丈夫也不断发生冲突，脾气不好的丈夫还成天打她。这对于她来说尤其痛苦，因为为了丈夫她和自己家闹翻了，所以连躲藏的地方都没有。最后她也只好认命，和她同辈的其他妇女一样，成了个逆来顺受的妻子。

    这一事件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首先，如果男女青年始终生活在父母权力的阴影下，热烈的爱情就不一定会带来和睦与满意的婚姻。这对青年人为爱情驱使，同时还得到官方意识形态的支持，迈出了勇敢的一步，做出了他们绝大多数的同辈人在60年代初不敢做的事。他们公开了相互的爱情，而且不顾父母特别是在村里有权有势的父亲的坚决反对而结了婚。但是一旦结婚成家，父权文化重新占据主要地位。丈夫一遇到妻子的反抗，便毫不犹豫地用暴力来宣告自己在家中的权利和位置。

    其次，尽管政府采取了激进的措施来改革农村的婚姻家庭制度，但60年代基层农村中的社会文化环境并没有多大改变。例如，当支书女儿被第二任丈夫殴打时，村里人并没有站在她一边，因为在60年代初期打老婆是丈夫治理家庭的正常手段。当地的说法是：“打倒的老婆揉倒的面”。就和村里许多人一样，支书女儿的第二任丈夫在打她时总是将这句话挂在嘴上。事实上，我是在访问她丈夫的时候从他嘴里第一次听到这句俗话的。显然，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还很骄傲。在谈话时，他老婆就坐在一旁，听她丈夫讲他们当初怎么谈恋爱，怎么结婚，后来他又怎么打她。她在一旁只是点头，什么也没说。

    事实证明，公众领域发生的变化往往不会立即反映到私人领域。私人领域具有排外与封闭的性质，因此也就具有抵御外来影响的能力。所以，在五六十年代，当国家试图改造中国社会时，下岬村私人领域的具体实践行为方式并没有太受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