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岬村的经济体制、公众生活与社会关系
村干部以及国家角色的变迁（3）

    我曾注意到下岬村干部在执行国家政策时从原来的加码转变为减码（1995）。在五六十年代，出于意识形态与对革命的忠诚，村干部会努力将国家政策执行到极端的程度。70年代至80年代初，那批非常实际的干部总是试图在国家政策与地方利益之间寻求平衡。非集体化之后的干部就尽可能不去执行国家的政策，只是去完成一些税收与计划生育之类的“硬指标”。这种情况在90年代持续发展，日益令上级担忧。而且，到90年代末期，村干部完成硬指标的手段越来越粗暴、生硬，同时还完全不顾甚至抵制其他方面的政策，包括减轻农民负担与村民选举。虽说收上来的税费并非完全上缴中央政府，但是在农民看来，国家征税的手段越来越具强迫性。同时，政府具有的诸如制定、推行法规等其他功能却严重退化，因为地方基层干部只顾自身利益。关于国家政权在中央与地方的作用的系统总结，参见Baum与Shevchenko　1999：351—360。在我看来，村干部已经变成了一个特殊利益集团，借用Duara的话，是成了一批“唯利是图的经纪人”（1988：42—57）。在许多情况下，基层干部的所作所为违背了国家政权的长远利益，尽管他们在短期内能够替国家收上税。

    所以，在非集体化之后，国家对地方的渗入可以说在某些层面上加强了，而在另一些层面上却被削弱了。可以肯定的是，国家对村民的日常生活无论是在公众还是私人层面上的干预都比过去少得多，而且也不再管经济方面的活动。不过，中央一系列分权与财政改革的措施导致国家对地方公共设施与社会文化生活的支持大大削减，因此公共事业方面的资金与地方政府经费也随之大为减少。地方政府为了筹集经费，就不得不通过行政司法手段（包括动用警察与法庭）以及依靠作威作福的村干部（包括黑势力）来征收税费，从而使得国家政权更深地渗入村一级的基层社会。研究中国的学者一直在争论国家政权深入社会的程度。这场争论始自Vivienne　Shue（1988）与Jonathan　Unger（1989）之间的意见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