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岬村的经济体制、公众生活与社会关系
村干部以及国家角色的变迁（1）

    1946年，下岬村一带开始了土地改革运动。在这次革命性的社会转型里，原有的社会等级制度从根本上被扭转。地主遭到斗争，他们拥有的绝大部分土地和财产被没收并重新分配给穷人。更重要的是，从这时开始，根据每个人在此刻的经济或职业状况，人们都被划了成份，包括“贫农”、“中农”、“富农”、“地主”。地主、富农，再加上反革命与坏分子，被称作“四类分子”，属于敌对阶级。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六七十年代，成份在极大程度上决定了每个人的命运。时至今日，C.K.Yang的《共产党革命后的中国农村》（1965）恐怕依然是有关乡村层面土改运动的最好记述。还可参考Friedman，　Pickowicz和Selden　1991；　Hinton　1966；　Potter和Potter　1989；以及Siu　1989这几本书中的有关章节。至于对成份制度的详细解释，参见Kraus　1977；以及Unger　1984。在1979年经济改革全面开展以后，阶级成份制度被废弃。

    土地改革的另一重大后果是，财富不再是当地权力与威望的基础。相反，贫穷成了在新社会里的政治资本。据说，在一次斗争会上，当上了村长的羊倌一本正经地发言说：“多亏了党，如今我们这些拉绿屎的人才说了算。”“拉绿屎”是他的一种形象的说法，因为革命前穷人的主要食物是野菜。

    与中国的其他地区一样，在土改过程中，穷人、单身汉、年轻人成了村里新的领袖人物。由于这些人过去社会地位低，他们对党极其忠诚。在1953年至1958年的集体化运动里，下岬村走得相当极端，因为村领导决心要将这里建成社会主义改造的模范村庄。结果是，在大跃进与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下岬比周围的村子吃了更多苦头。幸好，在六七十年代，下一代的村领导纠正了从前的做法，集中精力搞生产而不是搞运动。60年代末开始到70年代，下岬大队日均工分值介于1.1元～1.3元之间；在1983年非集体化运动前，日均收入甚至增长到2.5元。这在中国北方农村显然属于富裕之列。

    因此不难明白，在农村改革的非集体化运动开始时，下岬的干部与不少村民很难接受。到了1983年底，下岬大队一夜之间被解散，集体财产——包括拖拉机这类农业机械——也都被分到了私人手中。当然，最主要的生产资料还是土地。土地被分成两大类：口粮田与承包田。村里每人分到2亩口粮田，每个成年男劳力分到10亩承包田。只有承包田才有交公粮的义务。1983年的非集体化再次给下岬人的社会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见Yan　1992），下岬从此开始了后集体化或改革的时代。

    下岬的交通不方便，只有一条通往县城的土路。因此，在集体化时期这里没有建立任何乡镇企业。在90年代，村里建起了几家粮食加工厂和饲养场，不过都只限于家庭规模。到90年代末，绝大多数村民依旧靠种田为生。他们的收获除了自我消费之外，还得向中央和地方政府上缴各种税费。家庭副业为人们提供了宝贵的现金来源。到1999年夏季时，村里超过30％的家庭都养起了奶牛；牛奶则出售给一家政府与雀巢公司合资的乳品厂。另外村里还有几十户人家办起了鸡场或猪场。不过，这些也基本上都是小规模的家庭副业。养奶牛收入颇丰，但因为缺乏资金，而且耗费很高，所以绝大部分家庭只养得起1到2头。至于养鸡业，只有3户人家当真投入，可是最多也只能养500只到1000只。

    80年代末期以来，村民挣钱的另外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到城里打工。尤其是对于那些在1983年年龄未够而没能分到承包田的年轻人来说，打工更是谋生的唯一出路。1991年，下岬有106人每年在外打工时间超过3个月。1994年后，人数增加到167。1995年后，打工潮继续发展，越来越多的未婚女青年也加入了民工的行列。不过，随着90年代城市失业率的增加与国民经济增长的减缓，农民工在城市里找工作越来越困难，而且实际收入也越来越少。

    下岬村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成了它在改革时期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这个曾经富裕的村子逐渐落后。下岬村人均年收入长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比如1988年，下岬人均收入为528元，1990年为616元。而同期全国人均收入分别为545元与623元。90年代的情形更是持续得不到改善。绝大多数村民的生活停留在80年代的水平。这期间，正式的统计数字日益变得不可靠。虽然村子的经济状况没有改进，但村干部在上级压力下还是不得不虚报增长。比如，1997年报上去的人均年收入是2700元。这连村干部也公开承认这数字有水分。不过，我访问过的所有村民都说，与集体化时代相比，生活的确是好多了。当然也有些人家在改革中致了富，使其他人相形之下更加贫穷（参见Yan　1992）。

    下岬经济的另一个重大变化是村干部作用的大幅度下降。我们可以看看村里各个不同时期的4位党支书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