择偶：独立与浪漫的年轻一代
关于择偶的本土定义

    第一种说法是“说媳妇”。“媳妇”既可以用来称妻子，也可以用来称儿子的妻子；“说”则表示是通过媒人同女方父母商讨。因此，“说媳妇”形象地体现了父母为儿子找妻子或者说为他们自己找儿媳妇的做法。第二种说法是“找婆家”。相对于姑娘自己的“娘家”，“婆家”是她婚后男人的家庭。而“找婆家”也就是从父母的角度出发，为儿女寻找一个合适的落脚之地。显然，在这两种情况下，父母是主角，是儿女婚姻中做决定的人。所以，那位老人坚持要我用对说法。

    不过，还有第三种说法，就是“找对象”。这种说法在90年代远比前两种更为流行。对象就是个人恋爱的对象，而找也是本人而不是父母去找。“对象”这个词用来指爱慕对象，最先出现在20年代的五四文学中。根据村里一些老人回忆，这种说法是土改时期由共产党干部从外面输入的，村里人在过了很长时间以后才会用。有人说这个字眼进入普通人生活的时间是60年代，有人说还要晚。

    在今日的下岬，村民们根据不同的情况采用不同的说法。当父母的在被问到儿女婚事时用的是传统的字眼，年轻人在相互之间或与外人谈到选择配偶时用的则是找对象的说法。这里面体现了年轻一代的独立倾向以及他们对爱情的向往。在90年代的调查中，我发现当人们谈到选择配偶的时候，无论说话的人是什么年龄，“找对象”是远为流行的说法。不过在谈到当事人自己的家庭时，年长的村民则倾向于回归传统。

    另外，在对我谈到选择配偶时，下岬人用不同的说法区分出三种类型的选择。第一种是“自由对象”，也就是年轻人自己坠入情网，无须媒妁介绍便订了婚。第二类是“介绍对象”，也就是通过第三者介绍认识。最后一种是“父母包办”，亦即父母作主要的决定。这三种类型也得到其他研究中国农村的学者的研究印证（参见徐安祺1997）。

    在1998与1999年的田野作业中，我考察了自1949至1995年夏天结婚的男性村民的择偶状况，我通过文献记录来追溯婚姻个案，之后再通过个人或集体的访谈来搜集详尽的资料。文献记录包括1982年与1990年的人口统计、村里的户口登记以及1999年的计划生育普查资料。不过，要搜集有关下岬村妇女婚姻的全面资料则很难做到，因为妇女的婚姻没有留下什么文献记录。姑娘嫁出村外，她的户口就转移到丈夫的村里去了。并将调查得到的484人的材料分为三大类（见表格1）。

    表1：村民择偶类型变化

    时期

    包办婚姻％N

    介绍型婚姻％N

    自由恋爱％N

    个案总计

    1949—195973％2824％93％138

    1960—196911％882％617％574

    1970—19795％679％10116％21128

    1980—1989081％10719％25132

    1990－1999064％7236％40112

    总计4235092484

    调查结果清楚地显示，在过去50年里，人们越来越倾向于“自由对象”。1960年，自由择偶的人数只有7％，到90年代则达到36％。而包办婚姻的比例则大大下降，从50年代的73％降为60年代的11％。到了90年代，包办婚姻基本销声匿迹。另外，上表也反映出，在过去30年里，多数下岬人还是要通过媒妁之言来结亲。

    自由择偶增加的曲线也向原来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挑战。例如，在50年代，尽管国家颁布了新婚姻法，并推出一系列家庭改革政策，但在整个50年代，下岬只有过一对自由恋爱婚姻。这与人们通常相信的50年代的社会巨变的说法有所冲突。另外，对80年代自由对象类型的发展突然停滞（比例是16％，与过去10年一样）也需要进一步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