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黑洞不相信眼泪
阳光下的罪恶（2）

    长洲戒毒所现在已经是收治精神病人的康复科。

    我们从广东台借了设备进去偷拍。为了配合呼和的东北口音，我只能以他大妹子的身份出现，说要送我二弟进医院。幸好广东人对我的山西口音的东北话不敏感。

    开了锁，打开栅栏门的一瞬间，在赵世龙告诉我的位置，我看到了阿文住过的仓房，锈成黑色的铁床，枕头肮脏得看不出颜色。

    怎么说呢？那种气味。

    再往前走是水房，笔录里说戒毒人员挨打的时候就跪在这里，用脚后跟砸，打完喝一碗水，如果不吐血，继续打。冬天的话，要脱光衣服跪在水龙头下，开细细的水柱，从头顶淋下来。

    ——“你，出去！”忽然有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在呼和肩膀上拍了一下。我们俩都怔了一下，我的第一反应是看夹着偷拍机的海南有没有被逮住。

    “没事，”跟我们进来的护士不耐烦地说“病人。”

    出门的时候，遇到一群人，走在头里的是昨晚采访的知情人，看着戴着大口罩的我，眼睛一亮，几乎不能察觉地微笑了一下。

    6月12日

    今天再到院里的时候，我们带上了大机器。有院里的职工跟我们擦肩而过的时候，低声说：“你们辛苦了。”

    推开会议室的玻璃门走进去的时候，我叫了一声“罗所长”，还记得他回过头看见摄像机一瞬间的表情。

    他提着暖瓶说要出去倒水，我伸手挽了他一下说不必，这一下，能感觉到他胳膊的肌肉都是僵硬的。他声称对所有交易不知情。

    “我可以证明你说的都是假话，”赵世龙拿支铅笔指着他的头，这老哥终于找着吐一口恶气的机会。

    “我不认识他，”罗贤文转向我，脖子上静脉突突跳动，“绝对没见过。”他说所有的放人单都是院长签的。

    采访完院长之后，告别的时候，他憎恶地甩开我的手。

    空镜拍得差不多了，决定回北京之前还是去一趟阿文家里，想见见她姐姐，留个信给阿文。拿张报纸顶着头在雨里等了很久，她姐没有见我们。

    6月13日

    已经睡了。我接到阿文姐姐的电话“她今晚到你们酒店来，十一点四十。”

    她白天去了广东的几家媒体调查了我们的身份，才相信我们说的是真的。找了一天，通过毒贩找到她妹妹。“我也希望她跟你们谈一谈，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她说。

    大家立刻把大床搬开，开始布灯，谁也不说话。

    阿文来的时候是凌晨一点。她在我对面坐下，我递给她一瓶水，很近距离地看着她。她是个年轻的女人，但是低垂的直发下，双颊可怕地凹陷下去，嘴唇青紫，只有眼睛，乌黑的，非常大。她穿着廉价的淡黄色的确良套裙，腿部几乎没有任何肌肉。

    她开始说话的时候，听起来像是呓语，不断出现重复，在旁边的司机听得睡过去了。不过我很少打断她，因为在这一年多流离失所的生活里，她没有机会把这一切说出来过，她只是在噩梦里一次次回到那个地方——穿着从戒毒所卖出来的时候的那条睡裙，天马上就要黑了，就要开始站在那条街上，等着出卖自己。

    “你戒毒所是挽救人，还是毁灭人？”她浑身颤抖地说。

    深夜非常安静，能听到台灯咝咝的电流声音。

    她说：“我也希望能做一个有用的人，希望社会给我一个机会，不要把我们不当人。”

    我老是忘不了这句话。

    6月15日

    在飞回北京的航班上，波音737穿过雨云，冲进蓝色的天空，把头倚在窗上，额角抵着的地方能感觉到澄金一样的阳光温度。

    我看了一眼睡着的兄弟们，也闭上了双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