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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用消费品时代的挑战
饺子包好谁来买？（1）

我们先设想一种情况：假如总共有13个人，其中有4个人包饺子并以此为生，他们同时还要依靠卖饺子的收入抚养和赡养5个人。现在，饺子包出来了。其中马上有9个人（包括其中两个包饺子的人）说，饺子是好吃，但我们吃不起，我们喝点饺子汤就行了。这样，能够买得起饺子的只剩下4个人。但在这4个人当中，又有一个说：我是能够买得起饺子的，但我不愿意吃饺子，我想吃烤鸭。这时还有几个人能够成为饺子的现实消费者？只有3个人。也就是说，包饺子的人与消费饺子的人数几乎相等。其结果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包好的饺子找不到买主，只能积压在那里。如果那４个包饺子的人是以此为生，并要以此养活另外的５个人，他们的生计就要出现问题。

这样的一个例子，实际上也就是现在我们国家所面对的问题和困境。内需不足的问题，已经困扰了我们好几个年头了。尽管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大规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对刺激经济的增长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市场的疲软一直成为我们经济生活中挥之不去的阴影。其中的一个基本背景，就是我们在前面几篇文章中所说的耐用消费品时代的来临。在上篇文章中我说明了这样三点：第一，耐用消费品时代的消费模式与生活在必需品时代的消费模式是不同的；第二，耐用消费品时代的消费模式是由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和结构因素支撑的;第三，社会保障制度是支撑耐用消费品时代的消费模式的一个基本制度因素。在本文中，我们将探讨另外一个制约耐用消费品时代消费模式的重要结构因素。

如果稍微观察一下，人们也许会发现目前中国经济生活中存在的一个非常奇特而又值得注意的现象，即许多生产某种产品（生活用品，特别是耐用消费品）的人们并不消费这些产品。比如，生产热水器的人们，家里基本不使用热水器，因为在那些生产热水器的工厂中从事生产的工人，大多是来自农村的农民工，而农民（除极少数之外）与热水器是无缘的；在城市中，在建筑工地上忙碌的，基本上也是这样的农民工，虽然他们建起了各式各样的住宅:别墅的、公寓的、豪华的、简易的，但这些房子与他们的居住毫无关系。类似的现象还有许多。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社会中，有这样的一群人，而且是一大群人，他们生产着各式各样的耐用消费品，但他们却不是这些消费品的消费者。当然，在任何社会中，也不可能人们生产什么就会消费什么，生产原子弹的人们就绝不会消费原子弹。但问题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耐用消费品。

如果使用一些宏观的数字，我们就可以看到问题的症结之所在。目前的中国约13亿人口。在这些人口中，从事第二和第三产业的生产活动，即提供工业品和服务产品的，大约是4亿人。即城市中的2亿个劳动力，1个亿的乡镇企业工人和1个亿的农民工。他们要养活的人口，大约是５个亿（以城市中的劳动力每人抚养或赡养05人，农民工和乡镇企业工人每人抚养或赡养2人计）。那么，消费这些工业品和服务产品的有多少人？大约也是这个数字，即3个亿的城市人口，1个亿的富裕农民。当然，这样说是极而言之，因为剩下的人口，并不是完全不消费工业品，在偏僻的山沟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孩子们在购买由工业生产的小食品（而且，在当今的社会中，哪个人身上穿的衣服的布料不是工业生产的？）。但如果考虑到我们的工业已经进入生产耐用消费品的阶段，应该说这个判断离事实不远。同时还有一个事实是不应当忽视的，即在能够有条件消费工业品和服务产品的人口中，还有一个高消费群体，这个群体所消费的物品有相当一部分并不是国内生产所提供的，而是进口的物品。这就相当于我们开头设想的那个例子中不买饺子而吃烤鸭的那个人。

生产第二和第三产业产品的人数与消费第二和第三产业产品的人数几乎相等。这就是中国的企业所面对的基本市场环境。也是造成国内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

对照一下西方国家的状况，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目前的问题之所在。在西方国家，与工业化过程相伴随的一个重要过程是城市化。西方的城市化发生在其工业化的初期。工业化初期的典型特征是：工业的增长主要依靠工业规模的扩大和工业中就业人数的增加，工业生产能力有相当部分集中在生产资料的生产上。由于工业规模的迅速扩大，农村中的劳动力和人口大量涌入城市之中。到20世纪末和21本世纪初，西方国家就已经有大约一半的人口已经住到城市中来了。当大部分劳动力已经进入工业之后，工人提出了增加工资的要求；特别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之后，为了对付市场需求不足，西方国家开始建立系统的社会保障制度。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西方工业进入了大规模生产耐用消费品阶段，而整个社会已相应进入到罗斯托所说的大众消费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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