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与发展的新逻辑
结构先于制度定型与改革逻辑的变化（1）

    这种逻辑的变化突出表现在经济体制变革与社会结构变迁两个因素之间的顺序关系上。其现实的含义在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步定型下来的社会结构，已经在强有力地影响着改革的方向和实际的进程。这种影响最终会体现在改革的结果，特别是利益的结果上。

    先让我们看看这个过程是如何发生的。一般地说，大规模的社会变革总会涉及两个相关的过程，一是体制的变革，也就是一套有关社会生活规则的改变。二是社会力量构成的变化。但在社会变革的不同阶段上，这两个过程的关系是不一样的。而这种关系的变化又反过来会对变革的过程产生重要的影响。概括地说，在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过程中，是体制的变革推动着社会结构的转型，即新的社会力量的形成以及构成新的组合关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这样一种情景：由于在改革中释放的“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的出现，各种新的社会力量在成长起来，比如在新的产权框架中形成的“民营企业家”和私营企业主，在新的公司治理结构中出现的职业经理人员，由新的管理业务和技术而发展起来的技术专家阶层和白领群体，以及由于资源来源多元化而独立性不断增强的学院派知识分子等。这些新的社会力量，都是体制变革的产物，因为其存在和发展所必须的资源和空间都是由体制变革提供的。

    而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在体制的变革仍在继续进行的同时，新形成的社会力量及其组合关系已经开始逐步定型下来了（当然从严格的意义上说，这个定型的过程还没有完成，而且从理论上说，永远也不可能彻底完成），至少说现在已经在开始形成依稀可辨的雏形。之所以说这个雏形已经出现，至少有这样几点根据。第一，是上述社会群体均已经形成相当的规模。如到2000年，中国私营企业达到176万个，私营企业出资人达到395万人；有专家推算，目前中国职业经理人员达千万人以上，在深圳这样的城市达到9%；专业技术人员在千万以上；此外还有近2000万个体工商户。第二,是各个社会群体或阶层相互之间的边界已经开始越来越清晰，在有的城市，甚至居住的地点都存在明显的分野。还有人甚至将乘车的方式（骑自行车，坐公交车，打出租车，开自己的私车，坐公家配备的轿车等）作为这种边界的外部标志。第三，在每一个群体的内部，开始形成初步的认同，即形成一种认同感。作为其外部表现，则是群体文化的形成。市场中出现的为数不少的所谓“白领杂志”就是一个象征。第四，是群体间基本结盟关系的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初，在稳定共识的基础上，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开始建立起初步的联盟关系，在90年代中期，部分知识分子以新保守主义的名义认同和加入了这个联盟，这样在主要几种社会精英之间就建立起了初步的结盟关系。从上述几个方面判断，可以确认社会结构的定型已经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呈现。

    社会结构的定型对于社会生活的影响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在这里我们要关心的问题是，它对正在进行中的体制改革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当然，说体制还处于没有定型的过程中，也是就相对的意义而言）具有什么样的影响。

    第一，改革的内涵发生了变化。改革在其初期具有很强的“理想与热情”的色彩，而现在的改革则更多地具有利益博弈的内涵。当然这不是说，在改革的初期阶段就没有利益关系和利益的博弈，但在当时，决定改革实际进程的,更多的还是对于过去旧体制弊端的认识以及意识形态取向。尽管正在形成的社会力量也试图对改革的方向施加自己的影响，但他们更多的是适应变革，以寻求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比如，私营企业家在很长时间里，就是用戴“红帽子”的方式，为自己的生存争取合法性。而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能够支配和左右改革进程的，更多的已经是不同群体的利益关系而不再是意识形态的分歧。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有些改革的争论仍然在沿袭过去的争论方式和概念，但内容已经明显不同。即使是在意识形态的争论中，也已经越来越多的具有了利益集团的因素。从这种意义上说，改革已经走过了它的“理想与热情”的纯净阶段，而进入了“利益博弈”阶段。在最近的两个重要改革，即电信改革和国有股减持当中，我们都可以明显看到这种利益的博弈是如何影响着体制改革的进程甚至方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