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禄村农田 当我在编写《花蓝瑶社会组织》王同惠遗著《广西省政府特约研究专刊》,民国二十五年。时,我曾极力避免理论上的发挥,甚至我认为实地研究者只要事实不需理论,所谓理论也不过是在整理材料和编写报告时,叙述事实的次序上要一个合理的安排罢了。费孝通、黄迪:《理论与实地社会研究》,《益世报》,社会研究周刊,民国二十六年。二十五年在江村实地调查时,我还是主张调查者不要带任何理论下乡,最好让自己像一卷照相的底片,由外界事实自动地在上射影。这种方法论上的见解使那本《花蓝瑶社会组织》中埋没了很多颇有意义的发现。我虽说是避免理论,其实正如我同学黄迪先生说:“太不自觉自己无时不在用着些单薄、偏狭和无组织的理论。”同上。江村调查完毕,我仓促地到了英国。在BMalinowski老师门下,就发现了我原有认识的错误,因之在写《江村经济》时,常常感觉到痛苦。在实地调查时没有理论作导线,所得到的材料是零星的,没有意义的。我虽则在这一堆材料中,片断地缀成一书,但是全书并没有一贯的理论,不能把所有的事实全部组织在一个主题之下,这是件无可讳言的缺点。 说来是很惭愧的,我经过了两次实地研究,才觉悟到这个方法论上的错误,但回头看看社会人类学的前辈却早已把这错误指出了。当我在广西瑶山工作时,ARadcliffeBrown教授在燕京大学演讲时已说: 多年以来,人所咸知的社会调查,已倡行于世界各处,中国也已受了这风气的影响。我愿意向诸位贡献一点意见,指出另外一种不同的研究之可能性,这种研究我将名之为“社会学调查”。概括地说:社会调查只是某一人群社会生活的闻见的搜集;而社会学调查或研究乃是要依据某一部分事实的考察,来证验一套社会学理论或“试用的假设”的。《对于中国乡村生活社会学调查的建议》,《社会学界》第九卷七九页,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出版,民国二十六年。 依这种说法,我所编的《花蓝瑶社会组织》,虽则挂了社区研究的名字,而实在还是一种社会调查报告。《江村经济》可说是我个人从社会调查到社会学调查或社区研究的过渡作品,而这一本《禄村农田》则至少是我想贯彻社区研究方法的一个企图。至于究竟成功到什么程度,自己不敢说了。 我在本书中要提出来考察的主题是现代工商业发达过程中农村社区所发生的变迁。我将暂限于这主题的一方面,就是土地制度中所发生的变迁。禄村和江村正代表着两种型式。江村是靠近都市的农村,深受现代工商业的影响;而禄村则还是在开始受现代工商业影响的初期。在禄村,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差不多完全以农业为主要生产事业的内地农村结构。它的特色是在众多人口挤在一狭小的地面上,用着简单的农业技术,靠土地的生产来维持很低的生计。在这里土地分割得很细小,村中住着的不是大量佃户而是大量的小土地所有者。他们因为有便宜的劳工可以雇佣,所以可以不必自己劳动,于是我们见到这种农村中特别发达的是雇工自营的农田经营方式。这种方式的基础是在农村劳力的供过于求,也可以说因为没有其他生产事业来和农业争取劳力的结果,这是现代工商业发达前期农村的一般现象。 我根据这一层认识,所以本书将从土地利用中劳力方面入手,说明人多于地的比率,然后分析多余的劳力如何集中到小土地所有者的手里,使土地权成为劳动者和不劳动者的分界。这是在江村一类农村中所不易见到的现象。江村是佃户占多数的村子,而禄村是小土地所有者占多数的村子。在禄村,租佃关系只发生在团体地主的农田上,租得田地是一件幸事,和江村的佃户,在性质上,并不相同。 江村的地主在市镇里,而禄村的土地所有者多在村子里。江村的地主可以有很大的田产,而禄村的土地所有者的农田为数极小。为什么禄村土地权保得住在村子里而不向外流呢?我在分析了农田经营的方式后就转入土地权流动的问题,在土地制度的动态分析中,我将特别注意农业资本。在一个工商业不发达的农业社区中,资本的积累是靠农田生产和农民生计的差额。我将根据禄村人民的生计来说明土地权不易集中的原因。若是要累积资金,在一个现代工商业不发达的地方,很难采取经济的手段,最可能的办法是走“升官发财”的政治路线。 我用劳力充斥和资本分散来说明自营的土地所有者的土地制度,同时亦即是分析一个现代工商业发达前期的一种传统的经济型式,给了我们了解现代工商业对于农村社区可能影响的张本,更衬托出江村土地制度形态的意义。 中国已开始要工业化了,这大概是无法避免的路子。这工业化的过程会在农村中造下些什么结果呢?在本书中,我们将见到一些端倪。在我调查期的短短一年中,劳工的外流已威胁了传统雇工自营方式的基础。我在本书的结束将藉此指出一些内地农村变迁的趋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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