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来自黄土地的渴望
只能维持一家人免于饥饿（2）

    资源被过多占用又得不到补偿的农民，如果不是靠出外打工赚一点钱回来，他们贫困的家庭将无以为继。我到银川新联村采访时一位姓康的农民对我说，他家有10口人，种了19亩地。2003年受干旱的影响，水稻他只种了5亩，每亩大约收1000斤，每斤5角，玉米收了600斤，每斤4角，500斤小麦每斤6角，2003年交农田灌溉水费510元，500元税费。

    他家一年的毛收入大约1万元，扣除种子、化肥、农药，每亩种地的成本是300元，19亩地的成本得3000多元，全家人一年的生活开支是2000元，一个孩子在城里上中学一年开支2000元，这样算下来他的毛收入几乎花完了。

    如果不是一个儿子在银川打工，家里几乎没有钱用于其他开支。要将他和家里人投入种田的劳动时间加进去，他干了一年还是亏损。

    他告诉我，他生产队里的农民有200多人，经济收入大部分处于中下状况，种田只能维持温饱，几乎没钱用于其他消费。村里收取水费村民被动上交，村长也没有告诉他们为什么收这么多。农民与乡镇官员根本不存在信息对称。

    在新联村我还看到，一位身体瘦弱的农民吃力地将稻谷粒打下来。他说他家种了7亩水稻，成本就花了2000元，即使把这稻谷全卖了也抵上不上一年的支出。

    他说完后显出满脸怒气，这怒气仿佛是透露了他一年下来不但没有收获，而且还要承担沉重税收的无奈。已是70多岁的他在用土砖砌成的房子里住了40多年，里面是一些极简单的生活用具，他沉重地对我说，建新房子对他来说已经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

    土地被政府以开发的名义征用以后，农民面临的生活更加没有着落。我在银川唐来水渠附近采访时，一位农民过来对我说，他家的三亩地被政府征用，每亩只给了2万元的补偿。他虽然拿到了6万元的补偿，但土地被征用后他的生活没有了着落。

    村里也不管他们的出路，他去城市打工不仅干的活很累，而且还拿不到微薄的收入。他家有一个孩子在银川上高中，另一个上初中，两个孩子一年的开支加起来得8000元，一家人的生活一年得6000元，征地补偿的6万元已经用去了一半。

    他感到这笔钱用完后一家人的生活就没有依靠，孩子上学又靠什么维持？一想到这他就对未来充满了不安和惶恐，不知到何处去寻找出路。

    而他们被政府征用的地到了开发商手中，就不止每亩2万元，很可能是几十万元地向上升。工业资本集团从占有农民的耕地中获得了财富的直线上升。

    农民面临的是土地资源减少、负担加重和种田成本不断上升的局面。那些在土地上难有收益的青年农民只得弃地而去，到城市谋求生存。留在家里的是体弱多病的老人与破败不堪的房子为伴。乡村在沉重的压力下，损耗过多补充过少，陷入已经无力支撑的局面。

    银川光明村郑书记对我抱怨说，上面给乡村压下来的任务太重，甚至使村民无法承受。费改税后，他村子里的农业税是按亩产800斤收24元，农民由此减轻了负担。

    郑书记说，费改税使农民得到了一些实惠，他们大部分能按时交农业税。还有一些农民认为税收不合理，拖延不交税。出于自己政绩的考虑并受乡镇压力的村官，只得自己先拿钱把税交上去。

    农民是在卖了粮食以后交税，他们交的税是确定的而粮食的价格却充满了波动。粮食价格的低下意味着农民要拿出更多的粮食出卖才能交够农业税，税是一分钱也不能少的；粮食价格不由农民掌握，使农民的付出常常高于他们的收入，风险全都压到了农民头上。

    郑书记说，不搞义务工村里的公共设施就无人来建设。不出义务工的农民就得按人头收取15元，但农民有抵制，认为基础设施要由政府出资修建，他们没有义务承担这笔费用。

    过去向农民强行征收的教育集资费、计生费和卫生费等费用，使村官员在财政上有了一定的支配空间。费改税使他们失去了向农民收费的权力。农民的负担减轻了，村官向农民索取费用的权力受到了限制。

    但郑书记忧虑地说，费改税后不能向农民收费，村里的公共建设就无钱投入。村里有时不得不贷款，光明村已累计欠下了12万元的债务，包括建筑公司的工程款。村里出租了几间房子一年能收上1万元。

    郑书记一年的工资只有2500元，公干收入有限使他不得不种了10亩地。毛收入一年只有7000元，除去种田成本5000元以外，家里还有一个孩子上大学，一年开支得1万元。如果不是他家里开了一个理发店，要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很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