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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来自黄土地的渴望 我看见,现在村里还有农民住在窑洞内,有些窑洞由于长年经过雨水冲刷而倒塌。它显示的是农民开拓资源的狭窄,它更折射出黄河农业文明机能的虚弱。 脱离贫困离开窑洞的梦他们已经做了30多年了。30年多年的集体所有制带给他们的是财富的空白,带给他们的仍是与破损的窑洞相伴。三门峡大坝的建成给电力、水利、钢铁和矿产等部门的利益集团及下游的灌溉都带来了利益。 这些利益集团分享了黄河文明的成果时,可蒿店村农民因三门峡水库蓄水被淹没的土地和房屋又得到了什么补偿呢?黄河的水也不知流走了多少岁月,窑洞顶上的草青了又枯萎,可他们充满忧愁的眼里,为什么还看不到能够建起新房的喜悦?难道黄河带给他们的仍然是苦难和贫困?文明为什么在他们倒塌的窑洞前停滞不前? 而与此同时,工业化开发与利益集团占地的浪潮,正向农民席卷而来,扫荡着他们最后的一点生存空间。与平陆相隔不远,同处在黄河边的风陵渡镇有几个村子的土地,被新的开发区占用。 从1992年就启动的开发区,至今还在尘土飞扬中。10多年过去了,风陵渡的开发区除了让人看见有几栋楼房耸立起来以外,却没有向人们展示新技术在这里神奇地崛起。一个没有什么资源优势,也不可能对外界有强烈吸引的小镇,仅靠优惠政策出让几亩地或修几条路,是不可能催生工业的种子发芽的。 被开发区占了很多土地的西柏村村长说,村里每亩地以700元出租给开发区,占地的农民先分到400元剩下的300元由村里对农民进行再分配。他说,过去村里卖给开发区的地,所得的钱并没有用于帮助农民开拓新的生产,而是原村领导叫农民建新房子,建一个房子要7 万元,村里给补贴1万元,农民哪有这么多的钱建房子。 建房子的农民很快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卖地剩下的钱农民却没有分到,而是被村子原领导不知用到哪里去了。农民要求公开财务,可村民的愿望并没有得到实现。 寻求自己利益保护的村民去上访,又被政府派人拦截了回来。带头上访的村长还判刑一年多,不服的村民上诉到法院也没有结果。他们既承担了土地被占的损失,又为寻求自己权利的保护耗费了钱财,这双重损失对他们来说,实在是太沉重了。 村长说,农民上访遭到打击后,他们感到无处可诉。处于弱势的村民只得无奈、被迫地服从政府征地搞开发区的安排,出租地的价格农民无权与开发区进行公平的谈判。地被征用后,村里人均只有几分地,农民从地上获得的收益更少了。农业时代对农民来说即将结束,可开发区并不能给他们带来财富的增长。 失去土地后他们能被城市吸收吗?能得到最低的生活费吗?这个疑问曾一次次在村长的心中回荡。村长说,开发区给农民每亩700元的租金,是根据农民一年从地上获得的700元收入制定的。 而征用的土地转移到投资商手中,他们获得的将不是几百元的出租费,土地经过工业资本增值带来的收入远远超过了农民拿到的每亩700元租金,这些增值的利润又流进了这些开发商的手中。开发区与投资商都从土地的交易中分享了巨大的利益。 平陆县的对面是三门峡市,它与平陆隔黄河相望。三门峡会兴镇王官村贾建平说,他们村农民的经济收入来源主要是种苹果,他种了一亩苹果树收了4000多斤,可苹果却跌到了每斤0.56元。按这个价格,他只能收入2000多元,除去打药、施肥、套袋开支的500元,实际收入只有1500多元。 我走进他的苹果园,看见他的苹果还堆放在地里,地上已有一些腐烂的苹果。和许多村民一样他正在为找不到市场而发愁,如果不能及时卖出去放在地里的苹果就会腐烂,想到这些,他就心急如焚。 他在黄河边还种了两亩花生共收了400斤,按每斤卖1.2元他能收入400多元,可2003年雨下得太多导致花生长得不够饱满,以至卖不出去而堆在家里。 通往三门峡堤坝的公路将他的地占了2亩,可他得到的只是青苗赔偿费100元,这种赔偿与他以后长期从地里获得的收益是极不相称的,地被占用又得不到合理赔偿,必然使他以后获得收益的机会大大降低,这更不利于他积累财富。 实际上他种了10多年的苹果,一直没有什么资金的积累。一年收入勉强够开支,不够开支时他还得外出务工。 小规模的耕种不利于农民从土地上积累资本,又阻碍了农业生产力的提高。无论农民如何调整产业也难以迅速积累财富,而且在狭小的耕地上,由于自然灾害、日益加重的各种摊派,使得农民承受的风险是愈来愈重。产业的转变必须是伴随着城市的大门向农民开放,使他们的劳动资源向城市配置。 让农民参与整个国民财富的分配,并让他们进入中国的主流文明社会,享受各种权利,是中国目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如果城市的部门以各种理由阻碍农民,不把机会让给他们,那么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何处转移呢?一家几亩地的耕种能使他们的劳动价值实现吗? 毫无疑问,如果没有一种强有力的制度来保障农民利益的实现,那么中国的经济增长将会失去支撑,社会文明的进步将会停滞。因此,我们不得不在沉重中发出疑问:怎样改变农民的利益分配格局?农民到哪里去实现他们的利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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