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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犁与刀》 第一部分 战后，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把“对战俘的谋杀和虐待”归入战争罪。然而，使人不堪回首的二战期间，日军抓获中国战俘和伤员，不是本着人道主义和对待战俘的原则，给予中国战俘适当的待遇，而是明目张胆地违背国际公约，非人道地、残暴地虐待和枪杀中国战俘。更触目惊心的是，日寇把杀死的俘虏身上的肉和用这种肉所做的汤，拿来供给日本兵当膳食。 澳大利亚乔治·史蒂文森控诉说：二战中他作为驾驶兵被日军俘虏，1943年2月，他运送过300箱人肉给关押美军战俘的集中营。 3. 强迫占领地的平民为奴隶而进行劳役，是一种战争罪行。1934年到1945年的近12年间，日本为了在“满洲国”边境修补要塞，迫使大量中国人参加，其中大约有10万人遭到杀害，仅1942年在辽宁省就有3000名中国人被抓去构筑军事设施。事后为了保密，竟把这些人全部杀死。 太平洋战争后不久，被强行掠到日本去的中国人，大约有4万人，年龄最大的有78岁，最小的有11岁的孩子。他们被分在日本135个企业从事名为劳工、实为奴隶的死亡劳动。 “中国人难以忍受饥饿折磨，以至于出现了拣拾路边别人呕吐的饭粒及拔食杂草的惨况。日本监工将扔掉的橘子皮撒上尿，让中国苦力争相食之。有个叫李担子的青年，甚至将焚烧后的人肉带回宿舍偷吃。负责直接监督中国人劳动的日本劳工，多为具有在中国大陆杀人经验的日本伤残军人和退役军人，他们对中国人所施酷刑可谓五花八门，有将铁棍烧红烙大腿者，有以烟头烧脖筋者，有将鞋上钉上铁刺而踢人者，更有将人吊起向体内注射冷水，然后置于地下，以脚踩其腹使其鼻眼冒水者。中国人不堪忍受灭绝人性的虐待，终于发动震惊整个日本的花冈暴动。暴动失败之后，每两个中国人被反手绑在一起，三天三夜不给饮食，很多人被迫喝自己便出的带血的尿。两人中如果有一人死亡，另外一个人上厕所也要拖着死尸走。”这一幕幕惨绝人寰的场面，无论从道义上看，还是从政治上看，无论从国际法看，还是从日本国内立法看，日本军国主义对于残害中国人都犯下了无法推诿的罪行。 如今，在包括日本国内正义人士的多方努力下，日本国鹿岛建设公司已向“花冈事件”幸存者承认责任并首次道歉，而关于受害赔偿问题留待今后继续协商解决。这是日本履行国际法义务，反思侵华战争责任的良好表现，这对预防战争犯罪和维护世界和平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4. 禁止有毒、化学和细菌武器的制造和以其作为交战手段和方法。最古老的战争法规之一，就是在战争中禁止使用人类深恶痛绝的毒物和有毒武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曾使用窒息性和各类有毒化学武器，造成1万人的死亡，127万人受伤，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和严厉谴责。战后，在缔结凡尔赛条约时，曾认真讨论过如何禁止使用毒气，日本也是该条约的签署国。并且，关于禁止使用毒气的国际协定，分别还有1899年7月缔结的禁止使用毒气的海牙宣言，以及1925年6月签署的禁止使用毒气和细菌武器的日内瓦议定书。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和意大利都未在战场上使用过毒气，而只有日本人在中国使用了毒气。日本在我国东北秘密研制和实验细菌武器，于1931年和1936年先后建立了第731部队和第100部队，专门从事细菌战的准备，以活人做试验。 1937年到1945年八年期间，日寇在中国战场上进行毒气战总计1312次，直接伤害中国军人36968人，其中死亡2086人，而无辜的老百姓伤亡数字无法统计。 5. 日寇对中国城镇的狂轰滥炸，践踏了战争法规和惯例。1907年海牙第四公约附件第25条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攻击和炮击不设防的城镇、乡村和住宅。”第27条规定：“围攻及炮击时，凡关于宗教、技艺、学术及慈善事业建筑物，医院及收容所等，不得作为目标。”并且有关条约还规定：“禁止以对平民造成恐怖，破坏或损害非军事性质的私人财产，或伤害非战斗人员为目的的空中轰眨”而日寇公然违背这些规定，使用恐怖手段，轰炸和平城镇，掠地飞行，用机枪扫射手无寸铁的中国居民，向城镇市区投掷燃烧弹造成巨大火灾。特别是落在茅房鳞次栉比的贫民区，使住宅和居民化为灰烬。中国所有重要的城市，几乎都受到空袭的威胁。 在重庆，日寇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连续大轰炸，整个重庆城区浓烟滚滚，一片火海，到处死尸枕藉，甚至树枝上也挂着断臂残肢，英法使馆和美国教堂也遭到炸弹袭击。最为悲痛的是，日寇炸弹造成重庆大隧道窒息挤压而惨死的市民近万人。惨案发生后几天，重庆城区不少店铺、居民住宅久久没有人开门，原因是全家都已惨死，成了绝户。 今天，我们从国际法的角度重提日寇的累累罪行，一方面旨在居安思危、勿忘国难，另一方面为加强日本国对侵华战争历史责任的认识和反思；同时，敦促日本国根据战后的国际惯例，向遭受巨大生命财产损失的中国人民履行其受害赔偿的国际义务。 美国社会学家卡雷尔·冯在他的《日本的权力构造之谜》一书中，曾对日本人绝对信奉实力的民族性作过深刻的分析。他说：“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日本人都能非常迅速地觉察力的所在，而且一旦判明力的所在之后，他便会将之表现在行动上。不论情况如何，也不论目的如何，日本人都会唯力是从。”对于日本人，尤其是战争体制下的日本民族来说，力就是“正义”！在这样的前提下，尽管它披上了文明世界的外衣，但它仍然难以吸收本民族所罕有的人道主义精神；尽管它曾经学法中国，并且二战期间中国国力处于弱势，是其凌辱对象，但是它的民族胸怀和人性关爱的层次一直落后于中国，这是不争的历史和现实事实。 二战前后，中日两个民族对犹太人的不同“礼遇”就是明显的例子。在犹太人的《圣经》中，有一个著名的关于世界末日人们逃入方舟逃避滔天洪水的故事。二战期间，法西斯势力就是现实版的犹太人的洪水猛兽，犹太人的先知无论如何也猜想不到，远东的中国上海竟是他们的救命“方舟”。 2000年1月26日至28日，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一次反思20世纪大屠杀的国际会议。会议期间，世界犹太人组织举行了一个展览，名叫“生命签证”，介绍二战期间救助犹太人的各国外交官。名列榜首的是已故的中国外交官何凤山博士，他是最早帮助犹太难民逃脱纳粹大屠杀的外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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