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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犁与刀》 第一部分 日俄战争结束后，1906年12月23日，日本当时的海军元帅率领参加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日本陆海军将领，到足利学校大成殿向孔子致敬，报告孔子，在10年内日本军人在黄海击溃了中国北洋舰队，在日本海击溃了俄罗斯太平洋舰队，从而建立了日本帝国的海上霸权。这个时候，孔子和儒学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玩偶，人文儒雅和逞凶残暴奇怪地在这些人身上糅合起来。 菊花是柔美飘逸的东西，在中国它是高洁的化身。日本人把它用在国徽中和天皇的家徽上，但它也刻在日本海军的舰艇上，刻在每一个干过南京大屠杀勾当的日本军人心中。 武汉著名心理学教师屠文芳将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评述辑成了许多篇研究论文。当他还是孩子时，随着一个教会的孤儿院在日本人的炮火下辗转漂泊了半个中国。时光飞逝，但并未减轻他的切肤之痛：“你能想像‘樱会’这个有着美丽名称的组织，竟是日本军部的法西斯军事会社，成员都是凶残无比的军魔。珞珈山的樱花，总使我想起那恐怖的日子。”日本人总是善于把美丽和丑恶杂合在一起，让美丽中隐隐透出袭人的血腥气味。① 而日本刀又是一件珍品，它古朴典雅，富有阴柔之美。北宋文学家欧阳修特地写过一首《日本刀歌》，对此物大加赞扬。明代科学家宋应星，写下了一段这样的文字：“其倭夷刀剑，有百炼精纯，置日光檐下，则满室生辉者。”新渡户稻造则说：“我们的刀剑之所以带有阴森之气，那或许是刀匠的灵魂，或者它的守护神的灵魂。作为艺术品它是完美的，使托莱多和大马士革的名剑都瞠乎其后，而日本刀更是超出艺术所能赋予之上的东西。它那冰冷的刀身，一抽出就立即使大气中的水蒸气凝聚在它的表面。它那洁净无瑕的纹理，放射青色的光芒。在它那无与伦比的刀刃上，悬挂着历史和未来。它的弯度把最卓越的美和最强大的力结合在一起——所有这一切，以力为美、敬畏与恐怖相掺混的感情刺激着我们。” 这样，视暴力为美，给强暴抹上一层美丽的光环，已经印入日本人的灵魂深处。枪支自从葡萄牙传入日本后，也越来越具有美感，无论长短枪，所有的日本国产枪的枪柄上都有柔美的曲线。 余杰的《铁与犁》中曾举过这样的一个事例： 战后的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写过一篇名叫《牡丹》的小说。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老翁，青年时代曾参加过侵华战争。这个老人似乎性格孤僻，除了精心栽培几百棵牡丹之外，再没有别的爱好。 原来，老人对牡丹花的喜爱与他早年的战争经历有关。在老人的眼里，每一朵牡丹花都象征着一名当年被他所杀害的美丽的中国姑娘。一大片牡丹花丛，就是他屠杀的一群中国少女。这个老兵丝毫不为当年的杀戮感到悔恨，相反却把昔日的暴行审美化了。他觉得，那是他的骄傲，那是他独有的精神乐园。就是这样一个手上沾满鲜血的刽子手，在信仰军国主义的三岛由纪夫笔下，成了一个享受着审美愉悦的艺术大师。而在正常人看来，这种以恶为美的“审美愉悦”，实在令人发指！综观人类数千个族群，只有日本文化才有这种“化邪恶为正义”、“化丑陋为美丽”的能力。 而三岛由纪夫策划自卫队兵变失败，在重建一个军国主义日本的美梦破灭后，他选择了自杀，他企图以生命来“唤醒”日本同胞。然而，他的死亡与他的作品一起成为了日本病态民族性格的鲜活见证。 所以，对于日本人的特性和趣味，本尼迪克特在她的《菊与刀》里开宗明义讲道：“在美国曾经全力以赴对抗的敌人中，日本的脾气是最捉摸不透的。这个强大的对手，其行动和思维习惯与我们如此迥然不同，以至于我们必须认真加以对待，这种情况在其他战争中是没有的。”她描述了这样一个个事实： ——甚至我们（美国军队）在B29轰炸机和战斗机上配备救生器具，日本人也斥之为“胆怯”。他们的报纸、广播反复谈论这个话题，只有视死如归的冒险才是最高尚的，而小心谨慎则是无价值的。这一态度在对待伤病员及疟疾患者的时候，也反映得很明显。这些士兵在他们看来是废物。医疗服务非常不足，甚至不足以维持正常的战斗力。时间一长，补给上的困难致使本来就匮乏的医疗设施更加难以维持。但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本人对物质主义的蔑视在这里起了重大作用。日军士兵被教导说，死亡本身就是精神的胜利。而我们这样对病患者的照顾，好比轰炸机上的安全设备一样，反而成了对英雄主义的干扰。首先，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也不像美国人那样惯于光顾内外科医生。在美国，对伤病患者的怜悯要远远地胜过对其他福利设施的关心，这一点几乎连和平时期来美国旅游的欧洲人也经常谈论。这些在日本确实是陌生的。总而言之，在战争中，日本军队中没有一个受过训练，能够在战火中搬运伤员进行抢救的救护班；也没有系统的医疗设施，如前线救护所、后方野战医院，以及远离前线的康复医院。 对伤病员的这种态度既然是日本人对待本国同胞的基本原则，那么，这一点对处理美军战俘上也起了同样重要的作用。按我们的标准来看，日本人不仅对战俘，而且对他们自己的同胞，也都是犯了虐待罪的。 日本的这种关于兵员消耗理论的最极端的表现，就是他们的不投降主义。西方任何军队在尽了最大的努力而面临寡不敌众、毫无希望时便向敌军投降。他们仍然认为自己是光荣的军人，而且根据国际协议，将通知本国，使其家属知道他们活着。无论是作为一个军人或平民，或在他自己的家庭中，他们都不会因此而受辱。然而，日本人对此则不同。荣誉就是战斗到死。在绝望的情况下，日本士兵应当用最后一颗手榴弹进行自杀、或者是赤手空拳冲入敌阵，进行集体自杀式的进攻，但绝不应投降。万一受伤后丧失知觉而当了俘虏，他就会感到“回国后再也抬不起头来了”。他丧失了名誉，对于从前的生活来说，他已经是个“死人”了。 当然，日本军队有上述内容的命令，但在前线却显然用不着对此进行特殊的正式教育。日军忠实地践行着这条军纪，以至在北缅会战中，被俘与战死者的比例为142比17166，也就是1比120。而且，这142名被俘者中，除少数人外，他们在被俘时都已负伤或已昏迷。一个人单独或两三个人一起来“投降”的就更少了。在西方国家的军队中，阵亡者如果达到全军兵力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时，该部队罕有不停止抵抗的。投降者和阵亡者的比率大约是4比1。而在霍兰迪亚（Hollandia），日军第一次大规模投降，其比率为1比5，这与北缅的1比120已经是巨大的进步了。② 1943年12月20日，美国记者爱泼斯坦在湖南常德亲眼目睹了日军的暴行，他在给《时代》周刊写的报道中描述说：“人们会问，日本农民在国内时视粮食为珍宝，十分珍惜自己的劳动成果，但为什么到了中国后，他们不仅掠夺中国农民的大米，而且朝着运不走的粮食大小便？人们会问，是什么原因，使得日本兵在进入孤儿院后，偷走孤儿的被褥，并不嫌其烦从楼下的院内搬来大块石头，将一所职业学校的纺织机械砸得粉碎？他们闯入学校，向墙上猛摔墨水瓶，从中又得到了什么乐趣？”③ 除了日本人自己，实际上大概没有人能回答这些尖锐的问题。日本文化的某些“精髓”，恰恰渗透到了日本军人这些匪夷所思的“乐趣”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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