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四部分
皇家科学院常务秘书梅朗先生的信（7）

    先生，请原谅我讲了这一段离题的俏皮话，它使我有时会放弃惯用的严肃口吻。我们立即回归正题吧！我要很严肃地指出，中国人并不太尊重伏羲，〖=Y（〗291贬低了他提出的新内容，他们并未将他置于比兽类更高的地位。这是否是由于当时的人类距诺亚洪水时代尚不太远，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变得很野蛮了，直至茹毛饮血并穿其未经提前加工过的生皮。伏羲怎能以这些在当地被称为“臣”（Tchin）的人组成其朝廷呢，并且还设置了大臣、任命了称为“强龙”的低级官吏，委托他们行使一些要求具有天才、技巧和一种并不比伏羲智力低下的实用科学的职务。因此，我们必须指出，在最早的中国人中，除了其领袖之外，还应有其他许多可以进入其政府以执行其命令的人。其余的人也就是占绝大多数的人，则多少都保持着一点野性，这一点显得很自然并更加符合真相。但我们先将这些不可靠的时代搁置于一旁不顾，由于缺乏古文献，中国人对此的看法也不相吻合；我们先让他们去欣赏伏羲的卦表和《易经》的含糊内容吧！虽然这一切都使他们觉得伏羲是非常真实的人物。与纪年学相比较，我们现在只要知道以下事就可以了：中国人丝毫不怀疑，自尧帝至今已经流逝了四千多年的历史，而且他们能非常清楚地证明这一点。

    先生，您可能会觉得，我对于古埃及人的才智，可能没有德·谟（de Meanx）主教先生于其有关世界史的论述中那样随波逐流。我向您坦承，在自伏羲到尧之间流逝的时代问题上，我没有任何固定的看法，而且我也无法有定见。除非是有某个特殊的人物，诸如一位圣贤或一名先知，向我们揭示《易经》的奥义（如果它有奥义的话）真相，从而驱散这些最早时代的模糊特征。对于古代埃及人以及世人赋予他们的无限智慧，〖=Z（〗292我始终相信这一切都被大大地夸大了，其借口是我们未掌握他们的古代史，他们的文明程度要远远高于他们当时的近邻，这就为他们赢得了许多赞扬。希罗多德和西西里的迪奥多罗的著作便是德·谟先生的主要依据。但这两位作家都从未亲自考察过埃及人最早期的历史。他们仅仅根据祭司的话而论述一切，他们具有不受惩罚地吹捧其先祖的广阔领域，使自己的先祖成为所有非宗教信徒中在立法、风俗、科学、治国、建筑方面，总而言之是在一切方面的最贤明者。他们指点着金字塔、城池的废墟和宫殿遗迹等证明这一切。然而，我很愿意赞同这名神职学者对埃及人的溢美之词中的一大部分内容，赞同他于第506页中提出的观点，他在其中让人看到了埃及人从未到过中国。我们就看一看他是怎样诠释的：“那些非常了解埃及人脾气性格的人，都承认该国的人并不好战。你们已经看到其理由了。当该国产生其第一批武士——塞索斯特里斯时，它已在和平环境中生活了近十三个世纪。这样一来，尽管埃及用心良苦地蓄养了一支部队，你们也看到外国军队最后却消灭了其全部兵力，这是一个国家能发生的最大失误之一。能够维持残存十六个世纪，这已是一段相当长的持续期了。某些埃及人于此期间曾统治过底比斯（Thèbes），特别是萨巴昆（Sabacon）等人。”他于此之前（第500页）还曾讲过，“埃及人对其国感到很满意，那里一切都很丰富，绝不会想到征战，但它却派出了移民群体（在那些与之和睦相处的毗邻地区，如在希腊）”。

    我觉得，我们从所有这一切中都不可能得出一种结论，即埃及人远没有在中国繁衍人口，〖=Y（〗293而且对中国完全一无所知。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那位神职人员的学者怎会说，埃及人将其法律和礼仪传到了世界各地呢？他们为什么在自伏羲到尧帝之间流逝的时间内，不会将这一切传到中国呢？人们再也看不到比这一切更加不文明和更加野蛮的做法了。但是，正如我已经讲过的那样，埃及人应该是在此期间到达中国，否则他们到达中国的时间就太晚了，他们就会看到那里早就被人住满了。

    在与德·谟主教先生有关的问题上，现在讲得已经够多了。我现在来谈另一位同样也以其广博的学识而非常著名的神职学者，我是讲于埃（Huet）先生以及他的著作《古代人类贸易与航海史》中提出的问题。先生，您声称他将一种埃及起源归于了中国人，这部分是根据两种象形和世俗文字的吻合性，部分则是根据其语言的相似性才提出来的。先生，我为您寄去六小本中国的古文字书，以便您亲自将它们与埃及古文字进行比较，然后再亲自作出判断。我对此还要补充说明：

    1．如果著名作家们在对待事件上比普通作家更为谨慎一些，那是由于他们以其名望及其权威的身份，而将其他许多自信是追随不败导师之辈引入歧途。这位精明的神职人员怎能证明中国人的起源及其语言与埃及人语言之间的相似性呢？作为在这项内容中的称职仲裁者，他本应该至少具备这两种语言的基本知识，同时了解它们的文字和符号。对于他们的起源，我在已经讲过的内容之外，再没有其他任何可供补充的内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