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卡尔法克斯东南
第17节 水龙骨和死人道：植物园

    —托马斯·伯恩哈德，《英雄广场》，1988年

    默顿学院的围墙外通向植物园的路叫做死人道，这是运尸车从圣阿尔代特街前往城外犹太人公墓时所走的路。自12世纪早期开始，牛津的犹太人就生活在卡尔法克斯和福利桥之间的大犹太区，这是一个富裕的小社区，居民不足200户。他们的犹太教会堂大致位于今天的汤姆钟塔的地方。当时大批犹太教学者也来到了牛津，但身为犹太人，他们从1218年开始必须配戴黄徽章，禁止吸收他们为大学成员，只允许获得住处和贷款。在后来愈演愈烈的冲突和镇压之后，1290年当爱德华一世将犹太人全部驱逐出英国之后，连这一点权利也都被剥夺了。

    死人道。直到17世纪之后，在克伦威尔的宽容政策下，犹太人才渐渐返回来了。他们从地中海东部诸国带回来一种新的饮食文化。1651年，犹太人雅各布在高街上开了一家咖啡屋，这是英国最早的咖啡屋。虽然最晚从1312年起牛津就开始教授希伯来语，自1540年起已设有一个希伯来语皇家教授席位，但直到1854年的大学改革，还没有一名信奉犹太教的犹太人可以在那里上学（在剑桥大学也不行）。直到1882年牛津才有了第一位犹太人院士，林肯学院的哲学家塞缪尔·亚历山大。那是一次错纵复杂的经历。艾尔弗雷德·J·艾尔男爵议论道：“他是一个骗子。他上过伊顿公学和基督教堂学院，做过威尔士卫队的军官，在牛津大学竟然成了威克姆教授，被授为骑士。可实际上他只不过是个卑鄙的犹太小子。”由于流亡者的不断涌入，到希特勒时代结束时，牛津大学的犹太人差不多达到了3 000人。而到今天，只剩下250人左右。他们的会堂位于耶利哥区边缘，他们的公墓在沃尔弗科特，就在死人道的尽头，而自1621年起那里成了植物园。

    穿过尼古拉斯·斯通的巴洛克式筒形拱顶大门（1632年），游客们由喧哗的高街走进一座宁静的绿洲。这是大英帝国最古老的植物园，由丹比伯爵兴建，他为此捐赠了5 000英镑，按今天的汇率相当于500多万欧元。为了让查韦尔附近的沼泽地带不再遭受洪水淹没，他们堆垒了近4 000车的“粪便和肥料”，这是从牛津各学院的厕所里运来的。没有哪座植物园的基础比这座植物园更学院化了。建园证书上赋予了它两个使命。“推广知识，弘扬上帝的事业。”园长蒂莫西·沃克如此说。我们至今基本上还是这么做的。

    牛津的大学花园原来叫做“药草园”，主要用于培养医科学生，和帕多瓦大学的药草园没有什么区别，后者建于1545年，系同类园林中的第一座。这里长有滇荆芥、茴香、金丝桃、苦艾、金盏花、桃金娘峨参，除药草外还有供植物课使用的标本，按种属分布在花圃里。大学聘请的第一位园丁是不伦瑞克的一名前雇佣兵，雅各布·博巴特。他在城里开了一家酒馆，喜欢牵着一只羊在牛津城里散步，每逢过节他就在羊脖子上系上丁当响的小银块。博巴特设计了高墙保护下的花园的核心部分，在南墙根建了一个玻璃花房，是英国最早的温室之一。早在1653年，园林爱好者约翰·伊夫林就报道说，在那里，人们“当做一大奇迹似的让他见识了敏感的植物”，也就是不久前刚引进的热带含羞草，它的叶子轻轻一碰就会卷起。

    直到18世纪，植物学才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作为实习场所，作为大自然活生生的教材，大学花园变得重要起来。在让英国园林成为帝国繁荣缩影的众多植物猎奇者中，有一位是牛津学者约翰·西布索普，植物学教授和园长。西布索普在36年当中只讲过一堂课，他另有目标。他不断地去爱琴海地区旅行，以确认希腊医生迪奥斯科利德斯早在公元1世纪就描写过的那600种植物。灯笼花、大蒜芥、水龙骨和假叶树—西布索普差不多把它们全找到了，还将很多移植到植物园里。作为毕生心血，他留下来一部10册的《西布索普植物志》，这是所有植物志中内容最丰富的一部，于他身后问世，迄今仅出版了25套（1806~1840年）。

    艾赛亚·伯林在牛津植物园里向他的心上人艾琳求婚，估计不是惟一一位在这地方求婚的。也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应该在这里吹响森林的号角，像那位伟大的林耐发现了一种稀有植物时所做的那样。现在这个植物园里有将近8 000种植物，拥有世界上最重要的植物种类。大戟就是众多特殊收藏中的一种，你可以看到它绿里发黄的伞形花在长长的枝茎上摇摆。这座花园甚至培育出了一种自己的草，取名牛津大学杂交草。只有牛津的常客才能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