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全速前进
第11节 全速前进(3)

    1825年，斯蒂芬森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开通了从当地城镇达林顿到河岸城镇斯托克顿长达26英里的铁路。开通那天，数千人前来观看，只见34辆四轮马车浩浩荡荡地排列着，上面不仅装着煤，还载有600位乘客。火车机车放在轨道上平坦的地方。车队开始移动了，但速度很慢，以致于一直跟在一个骑马慢走的引导者后面。在轨道修得比较陡峭的地方，那些车厢不得不借助绳子和固定的蒸汽机向上爬行。

    然而，1830年，铁路开始在公共景观里遍地开花，因为从利物浦到曼彻斯特的铁路开通了，这是第一条完全由火车机车带动的公共铁路，也宣告了铁路爆炸时代的到来。当时已经五十岁的斯蒂芬森为这条铁路设计了轨道，并且说服铁路的股东们使用火车机车，而不用马或者固定的蒸汽机，从而用自己设计的火车机车赢得了在一场声势浩大的国家论争中的胜利。在这条铁路正式开通之前，斯蒂芬森挑选了几个幸运的人乘坐这趟列车，其中包括著名的年轻女演员范妮·肯布尔（Fanny Kemble），她因当时新近在《罗密欧与朱丽叶》（Romeo and Juliet）中的出色表演而名噪一时。

    许多与肯布尔同时代的人都认为火车机车非常恐怖，“像痛苦不堪、五内俱焚的怪物”。今天的我们很难想像，当时这些发动机在速度和驱动力方面表现出了何等的飞跃，又引起了人们何等的敬畏，甚至恐惧。许多年后，一位乡村牧师讲起了他带着他的神职人员去观看火车的情景，那是他们第一次看到火车从身边隆隆驶过。机车先是咆哮，而后喷涌出“浓重的含有硫磺的烟柱”，那位神职人员一下子“跌倒在岸边，就像被霹雳击中了一样！当他重新站起来之后，他的脑子里仍然一片混沌，舌头也不听使唤，他就那么骇然地站着，脸上写满了无比的惊愕”。五分钟之后，当这位神职人员可以说话的时候，他问：“知识的边际到底在哪里？”

    而对于肯布尔来说，乘火车只是一次兴奋的经历。斯蒂芬森把机车的速度提高到了每小时35英里，用肯布尔的话说，“比鸟儿飞得还快（因为鸟儿要躲避来自暗处的袭击）”。她是能够率先感受人类从未有过的速度的幸运儿之一，并且很难得地记下了当时的感觉：“我站起来时，帽子飞了出去，‘在我面前畅饮着空气’。风是如此强劲，也许是因为我们在逆风飞驶吧，我完全睁不开眼睛……我闭上眼睛，心中充满了喜悦，以及无以言表的奇妙；在这种奇妙之中，我有一种完全安全的感觉，并没有一丝恐惧。”她也宣布自己“无可救药地爱上了”乔治·斯蒂芬森。如果这是一部好莱坞电影，也许他们从此就会携手踏上幸福之路；但事实是，肯布尔迁居到了美国，与一个奴隶主开始了并不幸福的婚姻生活。

    从利物浦到曼彻斯特的铁路的正式开通仪式，原本是想开得生动一些、令人难忘的，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但当时的场面还是超出了组织者的事先计划。1830年9月那个雨天，40万人守候在铁路旁边。当时的英国首相，也就是15年前在滑铁卢之役中打败了拿破仑的威灵顿公爵（the duke of Wellington），是那天的贵宾。尽管他并不喜欢铁路这个概念，而且认为在这上面搞不出什么名堂，但他还是出席了这场庆祝活动。

    在与公爵一同乘坐这列火车的社会名流中，还有一位来自利物浦的国会议员，威廉·哈斯基逊（William Huskisson），他是铁路的热忱拥护者。公爵和哈斯基逊都是保守党人士，但二人却因国会的改革政策而失和。保守党的成员们都希望这次开通仪式能使公爵和哈斯基逊重归于好，并且挽救公爵已陷于困境的政府。七列火车载着将近700名被邀请者，踏上了从利物浦到曼彻斯特的行程。

    途中，公爵的火车因为水的问题而暂停下来，同时，哈斯基逊和其他一些贵宾走出火车来散步。站在火车上的公爵向哈斯基逊点头致意，并伸出了手，站在平行轨道上的哈斯基逊紧紧握住了公爵的手。但是，这一重要的政治和解还没有来得及进一步发展，就有另一列火车沿着旁边平行的轨道上飞驰而来。散步的人群开始尖叫，众多大使、伯爵和贵族慌乱地四散而逃。哈斯基逊不及他们敏捷，而且被这种忙乱的场面弄得晕头转向，他愣住了。据一位向范妮·肯布尔讲述这件事的目击者说，哈斯基逊当时“完全吓傻了，无助地左右张望，那要命的庞然大物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他冲过来，只是一瞬间，就把他踩在了脚下”，碾碎了他的腿。

    担任公爵所乘列车驾驶员的乔治·斯蒂芬森，立刻开始行动。他迅速腾出原来载着铜管军乐团的马车，把哈斯基逊抬上来，然后急速送到附近的小镇抢救。本来，这位热心的火车支持者，可以乐滋滋地亲身感受陆上速度的最新记录——每小时36英里，并与之一同载入史册，而且这火车是由“铁路之父”亲自驾驶的；但不幸的是，当天夜里晚些时候，哈斯基逊成为第一个在火车事故中丧生的人。

    尽管如此，这些名流们的随从还是到达了曼彻斯特，只是比原计划晚了几个小时，在那里等着迎接他们的人群已经有些不耐烦了。人群中有许多工人，他们是敌视公爵的，因为公爵反对为了更好地适应国家工业阶层的兴起而改革国会。越来越多的人失控地向公爵乘坐的列车扔石头，公爵等人不得不匆忙撤离曼彻斯特。人们的这种行为无疑更加坚定了公爵的信念，他在次年曾表示，“下属阶级”已经“腐坏得无可救药”了，革命势在必行。他强烈反对把上层社会的选举权扩展到其他阶级。就在从利物浦到曼彻斯特的铁路开通整整两个月以后，威灵顿公爵的保守党政府垮台了，取而代之的政府对改革的态度略为开放了些。过了几年，公爵放弃了他对铁路的敌视态度，而且，据说他靠铁路股票赚了很多钱。

    从利物浦到曼彻斯特铁路的开通，不仅是铁路时代的一个吉祥的开端，而且还生动地反映了煤与蒸汽时代之初的冲天气势、给人们带来的兴奋和危险，以及在社会上引起的骚乱。它标志着工业化进程开始加速的那一刻，也书写了技术进步是完全无法阻挡的神话。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数十万乘客亲身感受了从利物浦到曼彻斯特的铁路，这为铁路交通的未来确立了牢固的基础，并且激发了巨额的投资，将整个国家乃至世界都用铁路连接起来。仅仅15年之后，1845年，英国已经铺设了2,200英里铁轨，1852年更增长到了6,600英里。对于许多人来说，铁路预示着光明的未来。也有很多人预言，铁路最终会把全世界的国家都汇聚在科学、和谐和繁荣的旗帜下。但是，首先最重要的是，用19世纪一位英国贵族的话说，“它是人类在与自然的斗争中取得的伟大、持久而永恒的胜利。”

    曼彻斯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工业革命缔造的，也因此成为工业革命时代引人注目的象征，但是若论绝对的规模和实力，它却不如伦敦。19世纪的伦敦，拥有近百万的居民，是第二大城市曼彻斯特面积的10倍。虽然两个城市都在快速发展，但伦敦确实大得多；19世纪60年代初期，有300万人以伦敦为家。伦敦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而且是世界上最强大帝国的中心。不只伦敦居民，全世界的人们都普遍认为伦敦是“世界的商业和政治中心”，这一点要归功于英国燃煤工业的威力。

    伦敦的工业规模比曼彻斯特及其他工业城市的小得多，但数量却更多，且更重要。伦敦到处燃烧着国内工业的火焰，以至在19世纪初期被称为“一座有着十万个喷发口的火山”。而1661年伊夫林生动地描述的骇人听闻的污染，却更加严重了。

    英国人愉快地接纳了蒸汽技术，但却拒绝接受另一种原本可以大大减少污染的技术：炉子。当时，其他的先进国家都已经广泛采用炉子取代壁炉了，因为炉子可以更彻底地温暖房间，并且所用燃料只是壁炉的一半甚至1/4，节省了壁炉散发到烟囱里的那一大部分热能。

    但是，英国人就是与炉子格格不入。他们不想失去壁炉里愉悦的火焰，而且，随着一个城市的烟雾和黑暗越来越多浓，这个城市的居民好像就越来越依赖他们明亮的炉火。在看到太阳和看到他们自己的炉火之间，他们选择后者。（关于英国人对明火的依赖，有一个有力的证据：据1920年一个专家的评估，英国大多数家庭仍然只靠用固体燃料的明火取暖，几乎专用煤。）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英国人拒绝暗火的炉子，不仅有美学上的原因，还有空气质量方面的依据。他们坚持说，炉子与其说是温暖空气，还不如说是燃烧空气。空气中悬浮的灰尘颗粒接触到炉子的金属外壳，会产生一种烧焦的气味，有人推测，这种气味会不可思议地改变着空气，使之变得不仅散发着臭味儿，而且有害于健康。另外，炉子限制了从烟囱排出的大量空气，也就减少了室外空气往室内的流动，从而削弱了房屋的通风效果。因此，英国人仍然坚持使用他们传统的壁炉，以燃烧过量的煤为代价，换取炉火这一悦人的景观，和闻不到灰尘焦味儿的优待，以及可以稳定地带来室外空气的加热系统所提供的好处，尽管这种“好处”很值得怀疑，因为那室外的空气通常是被严重污染的。

    在大多数日子里，伦敦的空气仍然比曼彻斯特的干净，但是在某些寒冷无风的情况下，烟和雾的共同作用常常使伦敦即使在白天也陷入完全的黑暗，把无数市民困在路上。1812年一个这样的天气里，《泰晤士报》（Times）报道说：“在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里，如果没有人造光，即使在窗前也根本不可能看书或写字。午前时分，在大街上几乎看不到两码开外的行人。”这则报道虽然凭其不同寻常而登上了次日的报纸，但伦敦人却并不以之为奇，只是议论了两句就把它置之脑后了。

    伦敦素来以雾著名，包括偶尔的“大臭雾”（Great Stinking Fogs），这个名字来自一位17世纪天文学家的气象记录。然而，在1750年至1890年间，伦敦起雾的频率在显著地增长。自然的气候波动是这种增长的一个原因，但煤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站在圣保罗大教堂顶端这样的高空，就很难看到脚下的城市。拜伦爵士称伦敦的模糊轮廓是“众多教堂的塔尖透过它们的海煤遮蓬，悄悄窥视的一片荒野”。烟是伦敦的精髓部分，因此，在很长时间里，伦敦被戏称为“浓烟之城”。

    这些雾由于并非自然之物，因此也成了美丽的一景。许多居民和游客都把烟雾看作伦敦的独特之处，并认为它增加了伦敦的神秘感和刺激感，这也许是19世纪为净化城市空气做出的种种努力都以失败告终的一个原因。英国作家们称伦敦的浓雾是“庄严的帐篷，裹着这座世界之城”，并称它们“心爱的烟雾”。

    确实，在来自国外的旅行者中，虽然有些人为这烟雾而惊骇不已，但更多的人却为它的魅力而倾倒。19世纪晚期，一位加拿大游客写道，与她家乡那种“单调的纯净”不同，这种舒服的烟雾“为空气增加了一种可靠性和营养，让你似乎能感觉到肺在咀嚼它”。1883年，一位居住在伦敦的美国诗人写道：“今天有黄色的雾，它常常能使我焕发生命的活力，它具有变幻事物的魔力……连计程车也镶上了一圈光环，过往行人像暗淡壁画中的人物那样，似乎具有无数种暗示，激发着我的想像力。甚至灰色的、黑色的雾，也创造了一个崭新的未知世界，任何一个对司空见惯的景致感到厌烦的人都会因此而愉悦。”不知为何，人们所描述的伦敦的雾常常有着奇怪的颜色，偶尔还会有橘色和深咖啡色。

    在这些审美的诉求之外，还有一个很清楚的事实：污染将会给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带来混乱和毁灭，特别是当浓雾在城市上空逗留三天或更长时间不散的时候。比如，1873年12月的一个星期三，一场厚重而寒冷的雾降临伦敦，绵延伦敦城外方圆50英里，直到第二个星期的星期六才散去。可见度只有几码，《泰晤士报》天气专栏的一篇简讯写道：“所有的出行都很危险，尤其是对于步行穿越主要大道交叉口的人们。”这场大雾遭到了人们的谴责，由于它的缘故，有时可以看到重大交通事故现场那悲哀和混乱的人群，医院也人满为患：马车撞上了灯柱或其他障碍物，公共马车或两轮载客马车撞倒了行人（有个可怜的家伙被这两者同时撞到），骑马的人摔下马并被踏伤，还有一列火车撞到了一个正在铁轨上安置雾中交通灯的人。警察忙于安抚丢失孩子的群众。这些报道的因雾而引起的死亡中，最普通的是四天里发生的二十例溺死事件，他们有的是不小心跌入了泰晤士河或城里的运河，有的是因游艇相撞而被抛入水中。还有一些死亡没能记载下来，例如城中正要展出的许多牛在雾中毙命，剩下的那些牛都悲痛萎靡，不得不立即把它们杀掉。

    在这众多与出行有关的死讯中，《泰晤士报》曾报道了两位先生分别在两起事故中的死亡，他们先是摔倒在大街上，随即因“吸入雾气”而很快死去。由于报道了这两起因吸入雾气而导致的死亡，《泰晤士报》被两道重要的命令勒令停刊。几十年后，一份对伦敦死亡统计数字的分析表明，1873年的那场雾杀死了270到700名伦敦人。而1880年的另一场雾杀死了700到1000人，1892年的一场雾杀死了大约1000人。这些死亡事件大多都没有报道，人们担心的也并不是雾带来的致命伤害，而更多的是街上戏剧性的混乱。

    19世纪的伦敦人也许有一种统计学的技能，似乎即使只是看一看，他们就能够在实际查明之前知道这些死亡事件的数量。毕竟，两个世纪之前，约翰·格朗特就已经表明，可以从这个城市学到很多清点死亡人数的技巧。也许他们根本连看都没看，就想当然地知道那死亡人数，因为他们已经在自己制造的烟雾中生活了太久。至于他们积极创造的这个非自然的新世界对人类居民到底有什么影响，他们也不再继续追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