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回忆录》第四部分
胜利接收铸成大错（2）

    政府在军事接收上的另一重大错误，便是毫无程序，纯以私心为出发点的军队整编。前已一再叙及，蒋先生自北伐以来，便一心一意要造成清一色黄埔系部队。他利用内战、外战一切机会来消灭非嫡系部队。这种作风在对日抗战时，更变本加厉。

    据说，胜利将届的前夕，蒋先生向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部长何应钦索阅全国军队番号清册。见非黄埔系的番号尚有百数十师之多，蒋先生顿感不悦，说：“打了八年，还有这许多番号？”他的意思当然是怪何应钦太姑息了，为什么不借对日抗战，把这些杂牌部队消灭呢？蒋先生这一怒，却给了善于揣摩人主意旨的陈诚一个机会。陈氏便向蒋先生攻击何应钦，并自炫其能，认为如果陈某在其位，谋其政，杂牌部队早就消灭完了。因而抗战刚胜利，蒋先生便将何应钦调离军政部，专任陆军总司令，而以陈诚继掌军政部。

    陈诚就任军政部部长后的第一项重要命令，便是将收复区的伪军及抗战有功的游击队一律解散。解散的方式，也像日军缴械一般，由中央指定各部队集中地点，然后向前来接收的中央军接洽，听候处置。而伪军和游击队的原有防地，却无军队接防，于是，共军又“趁虚而入”了。这些部队开到指定地点，而他们所奉命要接洽的中央军有些还远在滇、缅一带。这些部队长官久候无着落，又奉严令，不准就地筹借给养。因而，老实的将领便将部队解散归农，凄怆情形，难以言状，狡黠的便另打主意，投向中共效力了。在这种不近人情、鲁莽灭裂的办法下，失业军官动以千计，以致后来在南京闹出失业军官“哭陵”的活剧。而向共军投奔的，更不计其数。我当时目击陈诚这样无理蛮干，便引为绝大的隐忧。我得机总劝告陈诚说：“辞修兄，你这种干法是替共产党凑本钱啊！”

    陈诚却自负地说：“他们要到共产党那里去，我求之不得，正可一锅煮掉！”

    记得战后，我在南京、北平不知向他讲过多少次，他总是如此回答。我说：“我们战前剿共剿了那么多年，还没剿掉，现在怎能一锅煮掉呢？”

    陈诚说：“那时是因为我们空军无力量！”

    陈诚此时实在太自信了，绝不把共产党看成一个威胁。因而他的主要目标，不是在应付日益壮大的共产党，而是处心积虑地消灭内部异己。这种企图又使他想出一个新花样，就是所谓“混编”的计划。

    前已说过，我国军队历来都有其特殊的系统，将专其兵。这种传统的坏处是容易造成门户之见，好处是将官知人善用，指挥起来可以如臂使指。当然，这传统未始不可打破，但是要国家承平，中央当局大公无私，汰弱留强，才可逐渐消灭门户之见。可是陈诚的“混编”，目的在排除异己，培植私人势力。所谓“混编”，便是将各集团军中的军、师、团等单位对调，其用意即在将“杂牌军”化整为零，以便吞并消灭的一种阴险手段。这样一“混”，原先本甚单纯的军事系统，反而弄得庞杂了，指挥不易，士气消沉，战斗力也因此丧失。似此鲁莽灭裂的干法，当时纵是“嫡系”部队，也被搅得上下骚然。

    陈氏更利用不同方法，褫人兵柄，制造混乱。例如抗战胜利后，中央要找一北方人去接收河北省，因而委孙连仲为河北省政府主席，嘱其由鄂西的恩施往北平受降，但是却不许他带已指挥十余年的子弟兵——第三十一军——前往接收，而将该军调给胡宗南指挥，再由胡部调胡博翰军随孙北上，连仲指挥起来，自然就不容易了。

    陈诚借整编、混编为名，又处处培植他的私人势力。例如抗战胜利后，陈诚把各战区的通讯兵团次第整编撤销。白崇禧于战后赴洛阳、郑州视察，发现通讯兵团的电台被撤销，无法与各地联络。值此复员紧张之际，如何能没有通讯机关呢？白氏不禁大发雷霆。事实上，陈氏并不是取消通讯系统，而是暂时撤销，借以遣散一部分人员。到重建时，便可安插新人，而这一批新人，难免就是陈诚的十八军老干部了。

    诸如此类的故事，在胜利后真是罄竹难书。这些尚是就纯军事观点立论，至于政治和经济上接收的糟乱，尤不胜枚举。例如对伪币币值规定太低，即其一例。刚胜利时，沦陷区中伪币的实值与自由区中的法币，相差原不太大，而政府规定伪币与法币的兑换率为二百比一。以致一纸命令之下，收复区许多人民顿成赤贫了，而携来大批法币的接收人员则立成暴富。政府在收复地区的失尽人心，莫此为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