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回忆录》第二部分
第五战区初期防御战（2）

    此时我虽深知情势危迫，然自思抗战至此，已是千钧一发的关头，我如能在津浦线上将敌人拖住数月，使武汉后方有充分时间重行部署，则我们抗战还可继续与敌人作长期的纠缠，以待国际局势的转变。如我军在津浦线上的抵抗迅速瓦解，则敌人一举可下武汉，囊括中原，使我方无喘息机会，则抗战前途便不堪设想。思维及此，我深觉责任重大，然统计所部兵力，则又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感觉。所以我赴任之日，虽未作唐生智所发的豪语，然哀愤之情，与拖住敌人的决心，则远非唐氏所能比拟。

    徐州是四战之区，无险可守。平、津沦陷之后，太原、淞沪也相继失守。徐州居民知道徐州的危险性，迁徙一空，市面萧条，形同死城。我到徐之后，即发动民众抗战运动，召集民众代表大会，策励寸土必争，组织第五战区抗战青年团。南北流亡学生闻风而至，市上行人渐多。我为安定人心起见，每日清晨或午后，骑马到主要街道巡视一番。此时心情虽极沉重，而态度故作悠闲。一般市民见司令长官尚有此闲情逸致，出来试马，相信战局必可稳定，乃相率回市开店复业。不旋踵，徐州市上又摩肩接踵，熙熙攘攘起来。人心安定，物质充裕，市面恢复繁荣。

    然此时南京已失，敌军屠杀我军民数十万，主将松井石根竟在我国民政府前，举行规模极大的所谓“入城式”。全军杀气腾腾，一个个如狼如虎，以为我军主力已为其消灭，今后北上津浦线，不过是旅次行军，徐州、蚌埠可以传檄而定。

    我也料到敌人此时是骄狂无比，我要掌握住他们这“骄兵必败”的弱点，以我所可能运用的数万哀兵与之周旋。然此时津浦路南段直至浦口，完全空虚，无兵防守。我即将原驻海州的三十一军调至津浦路南段滁州、明光一带，作纵深配备，据险防守。由明光以南，为湖沼和小山交错的地区，易于防守，而敌人的机械化部队则不易发挥威力。

    三十一军虽是新成立的部队，但是全军上下义愤填膺，足堪一战。加以此时适有在上海战场被俘后逃出的一位广西籍排长前来报告。他在淞沪被俘时，伪称炊事兵，敌军遂迫令挑运伙食担。他沿途竟亲自看见敌兵将比较肥胖的农人砍死，然后割取肘上的肉，放入饭盒，到宿营时，取出烤食，吃得津津有味。据说，这部分敌军是虾夷族，以烤食人肉为癖嗜。这位排长亲眼所见，言之凿凿。三十一军全军上下抗日情绪本已十分激昂，一闻敌军兽行，尤为发指，誓与野蛮的敌人一拼到底。

    津浦路南段的敌军指挥官为畑俊六。12月中旬，敌军约有八师之众，先后自镇江、南京、芜湖三地渡江北进。在津浦路正面的敌军即有三师，总兵额当为我三十一军的数倍。敌军原意，显然是以旅次行军方式，直趋蚌埠。孰料行抵明光以南，即为我军所堵截。血战逾月，双方打成平手，敌军竟不能越雷池一步，大出敌军指挥官意料之外，遂自南京调集援军及坦克车、野炮等重武器，倾巢来犯。我深知我军不论就人数，还是就武器来说，均难于与敌相对抗，到了我军将敌军主力吸入明光一带时，我便命令坐镇蚌埠的第十一集团军李品仙总司令，将三十一军全军于1938年1月18日自明光迅速西撤，将津浦路正面让开。在此之前，我已将原守青岛的于学忠第五十一军南调，布防于淮河北岸，凭险拒敌越河北进。

    敌人以狮子搏兔之力猛扑明光，结果扑了个空，没有捉住我军主力。嗣后虽连下定远、怀远、蚌埠，然为我军阻于淮河南岸，一无所获。此时西撤的三十一军忽自敌军左侧背出现，向东出击，一举将津浦路截成数段，四处围歼孤立之敌。

    淮河前线之敌，因后路忽被切断，乃迅速将主力南撤，沿津浦路与我三十一军展开拉锯战。敌人用尽九牛二虎之力，将我军自津浦线向西加强压力，唯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人始终无法消除我军对津浦线的威胁。而参加淞沪会战的第二十一集团军，时已北调到合肥，我方力量更加雄厚，使敌人增加后顾之忧，不敢贸然北进。因此，津浦南段战事乃形成敌我双方胶着、隔淮对峙之局。

    这一战役的关键，是第三十一军执行命令的彻底。敌退我进，始终钉住津浦线，使敌军不能北进。因第三十一军为我亲手训练出来，调动起来，如臂使指。若是其他部队，恐怕在被敌向西加大压力之后，便不敢再乘虚东进，袭击敌人的后路了。如是，则日军早已越过淮河，与南下之敌会师徐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