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回忆录》第一部分
父母之教与童年生活（4）

    母亲问我，我说我要做个“养鸭的”。我乡养鸭的人，的确对我们孩子们的引诱很大。养鸭也在农忙之后，那时各处田内收获后所掉下的谷子，正是饲鸭的最好食料。一个养鸭的可养两三百只鸭子。鸭子在四处田塘河沟内觅食，故不需太大的本钱。在我们小孩子想来，鸭生蛋，蛋变鸭，十分可羡。所以我说我长大了做个养鸭的汉子罢了。当时母亲很满意我们的志向和想法，可见我们自幼就只希望将来做个诚朴的农夫，胼手胝足，以求温饱。及后稍长，我们就帮助母亲做一切田间工作和家里杂务。诸凡插秧、割稻、打柴、喂猪、切猪菜、舂米、织草席等无所不做。孔子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大概孔子少时，也能做这类粗重的事。

    但是我家既然历代不曾废读，祖父和父亲对我们兄弟的教育当然也不会忽视。因此在我六岁那年父亲就让我“开蒙”了。所谓“开蒙”，就是举行一个小小的祭孔仪式，让孩子们正式开始上学读书。在清朝，开蒙是一个家庭内的大事，仪式甚为隆重。我记得在我开蒙那一天，家中备了三牲——猪、鸡、鸭——和一些水果，为我祭告孔子。我那时什么都不懂，只觉得很好玩，向那个红纸做的“先师”牌位叩头，却不知是什么东西。

    开蒙后，我就正式入塾读书了。我的塾师，就是我的父亲。我最初的学业是认方块字，并学习写字。写字的最初步骤是“描红”。即先生写了红字，我们用墨笔跟着在上面“描”，这就叫作“描红”。在我识了一千多个字以后，我就正式开始读书了。我最早的课本是《三字经》《百家姓》和《幼学诗》；接着便开始读“四书”和“五经”。那时我国的教育方法，不知由浅入深，一开始便是很艰深的课业。经书不必说了，即使《三字经》也不是启蒙年龄的儿童所能了解的。我读书的天资本是平平，没有太高的悟性，故读起来就颇觉吃力。

    那时的私塾，今日想起来也是十分奇特的。每一私塾约有二十来个学童。大家挤在一间斗室里，每两个共享一张长方书桌，先生却独用一张方桌，放在最易监视全体学生动静的位置。塾师多半戴着深度的近视眼镜，样子十分严肃。他们大多数丝毫不懂儿童的心理，对学生管理的严格实非现在的人所能想像。教授法也极笨拙，往往不替学生讲解书义，只叫学生死命地念，以能背得滚瓜烂熟为度。先生规定某部书从第几章起逐日背诵，自一本积至十余本，都要从头背诵下去。学生如背诵欠熟，先生就将整沓的书甩到地上，待读熟后再一一从头背起。至于书中的意义，学生是不甚了解的。

    先生的桌上必备有一块长方形木板，叫作“戒方”。学生如不守规矩，或背书不出，先生就用戒方打头或手心，打破打肿，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有时，先生的桌子旁边甚至放着一根丈把长的竹竿。如果学生妄言妄动，先生不需离开座位，就可拿起竹竿，当头打去。屋子小而竹竿长，所以书房内每个学生的头，他都鞭长可及。

    从前学生的家长们都有个错误的观念，认为严师出高徒。先生愈严，学生的进步愈快，因而做先生的也以作严师自豪。于是学生对老师，怕和恨之外，简直无情感之可言。这种教法，自今日眼光看来，不特不能启发学生的智能，适足以得相反的结果。卒至一般学生都视书房为畏途，提起老师，都是谈“虎”色变的。我们的私塾也不能例外，我父亲尤其是秉性刚直，责功心切。同学中被斥责、被罚跪，事极寻常。我那时宁愿上山打柴，也不愿在书房内受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