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回忆录》第一部分
父母之教与童年生活（2）

    培英公是一位能力甚强、富于冒险精神的人，不甘以一位三家村的塾师终其生，因而他时时想远走高飞，创立一番事业。光绪三十年（1904年)时，他忽然听说洋人在香港招募华工出洋工作，认为这是一个机会，可以到海外游历，闯闯世界。于是他就结束了教馆生涯，不顾家人的劝阻，毅然去香港应募，当了华工，随即出洋到了马来西亚。培英公想出洋的目的，多少受了些海客谈瀛的影响，以为海外浪阔天高，大可振翮翱翔，一展平生抱负。谁知一到马来西亚，始发现为洋人所骗。华工的生活惨于牛马，而洋人的虐待工人，更是怵目惊心。不久便发生了当地华工团结抗暴的运动。先父因为是个读书人，所以被推举为华工代表，与资方的英国人实行斗争。经过年余的奋斗和交涉，被资方解雇，遣回香港，乃结束了他的一场海外历险记。因此他后来一提到英国资本家便咬牙切齿，痛恨入骨。

    先父体格素健，但他毕竟是个书生，体力劳动非其所长。他在马来西亚做工时，多半时间也是以他的文墨工作——如替人写家信，或其他笔札方面的事——和他人交换体力劳动。在家乡时，他也因为终日教馆，无暇下田工作。

    我家所有的田地，都由我们自己耕种。我父既少下田，一切劳动遂由我母担任，我们弟兄不过从旁协助而已。农忙时我们偶尔也雇请短工，但那是极少的例外。提起我乡妇女的勤劳，举世实罕有其匹。广西妇女多不缠足。举凡男人能做的劳动，如上山采樵，下田割禾等，妇女都和男子一样地操作，从无稍异。然男子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工作有定时。妇女则不然，白天她们和丈夫、儿子一同下田耕作；入晚回家，她们还要煮饭、洗涤、纺织、缝纫和哺乳幼儿，工作倍于男子。生活的痛苦劳瘁，实非常人所能想像。我的母亲刘太夫人就是这样一位勤劳的妇女，更因父亲教馆，不能操作，母亲难免分外辛劳。

    当我七岁时，我家便已析产分居。而我房人口逐渐增多，食之者众，生之者寡，家庭经济总是入不敷出。每年都要借债，甚或卖去一两亩田地。那时我们唯一可以借贷的地方，便是我外祖父刘家。

    我外祖父家亦系克勤克俭以兴家的。每年都有余粮，以高利贷出营利（这时乡村贷款的利率，有时高至百分之百）。因而每年青黄不接时，母亲便去外公家借贷，我外公和两位舅舅为人甚为宽厚，外公尤其是忠厚长者，对我们极愿帮助。无奈我外婆，虽然聪明干练，但生性极为吝啬，自不愿常把粮食无利贷与我们。我幼时常跟随母亲挑了担子去外婆家借贷，有时借得少许，有时甚至红着眼睛，空担而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