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回忆录》第三部分
欧战爆发后（3）

    一般左派人士对苏联在欧战前夕签订《德苏协议》的批评，都认为斯大林有眼光，有手段。在他们看来，目前的欧战是资本主义的内战，社会主义的苏联可以坐收其利。

    另一派人士则对英法的胜利表示有信心。他们认为英法是欧洲最强盛的国家,潜力雄厚，旷日持久，德国必然失败。德国的失败无疑造成对中国极有利的形势，但中国是否有力量支持到那个时候，则不无疑问。因此油然而生惴惴不安的心理。

    我听了他们的意见，便针对这两点发言。首先，我预料英法在欧洲大陆上的战争可能一败涂地。因为我在重庆时，适孙科一行刚自欧洲考察归来，对英法两国的观察甚为透彻，认为英法毫无准备，仓促应战，殊可忧虑。当我引证孙科的话时，会中右派人士不以为然。

    我又继续分析德苏形势，说英法若不幸战败，德国既已动员了几百万军队，必然回师东征，以贯彻其《我的奋斗》上的反苏主张。所以欧战之火必愈烧愈大，绝难一时熄灭。我作此预料时，在场左翼文化人个个摇头，大不以为然。

    我说：“诸君，欧洲战局的发展是不会随我们的好恶而改变的。不管我们高兴不高兴，欧战是朝这方向发展的，请大家用恬静的心等着瞧吧！”

    我的一席话，泼了左右两派文人满头冷水。他们既不愿英法战败，也不希望苏联挨打。无奈希特勒扫他们的兴，其后果不出我所料。

    会后，胡愈之来同我握手说：“德公，你以前是说对了，以后怎样就不敢说了。”因为当武汉保卫战时，胡愈之率领了“文化慰劳团”到鄂东前线劳军，在宋埠曾与我作竟夕之谈。那时，我便预料欧战要爆发，而胡君不信，还和我辩论。到现在他才承认我说对了。

    “胡先生，”我说，“我现在预测的许多变化以后也是要实现的。”大家哈哈一笑。

    翌日，马君武请我到广西大学演讲，他特地引证我和胡愈之辩论的这段故事。马先生说：“希望李将军现在的预言，将来再度实现！”

    在讲演中，我仍然强调我的看法不会错。谁知一年多之后，希特勒所做的和我所逆料的竟然若合符契。真是天下事亦未始不可以常理推测。

    三

    我自桂林回到老河口不久，便接获可靠情报，敌人受德国闪电战胜利的刺激，也预备和我们来一个闪电战。1939年9月，敌方成立所谓“对华派遣军总司令部”，以西尾寿造为总司令，坂垣征四郎为总参谋长。1942年4月中旬，集中了六七个师团的兵力，要再到随枣地区来扫荡我五战区。

    我方的部署，大致是：（一）以精锐的黄琪翔第十一集团军八十四军守襄花路正面。（二）以川军第二十九集团军王缵绪（许绍宗代总司令）部守襄河以东地区。（三）张自忠的第三十三集团军守襄河西岸。（四）以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守北线桐柏山以北地区。

    战事于5月1日开始。敌军仍分三路西进，大致如前次随枣会战时的姿态。不过，此次敌方对我正面只是佯攻，以吸引我主力。另以重兵配以坦克百余辆和飞机七八十架，自襄河东岸北进，猛攻我许绍宗部。许部不支，退入大洪山核心。敌遂长驱直入，直捣双满，拟与北路会师，对我方主力进行大包围的歼灭战。我即令黄琪翔迅速北撤，以免被围。敌于5月8日冲入枣阳，与我掩护撤退的第一七三师发生激战。我方以众寡不敌，且战且走，节节抵抗。第一七三师自师长钟毅以下，大半于新野县境殉国。而我方主力却赖以撤出敌人包围圈。敌人既扑一个空，我军乃自外线实行反包围，由两翼将敌军向中央压缩，加以歼灭。双方战斗至为激烈。至11日，敌卒不支，向东南撤退。16日，我军且一度克复枣阳。

    此时我方防守襄河西岸的第三十三集团军尚有一部未参战，我乃电令张自忠总司令“派有力部队，迅速渡河，向敌后出击”，以便将襄河东岸之敌拦腰斩断。自忠乃亲率其总司令部直属的特务营和七十四师的两个团，遵令渡河，于南瓜店附近一举将敌军截为两段。敌军被斩，乃密集重兵，自南北两路向张部夹攻。大兵万余人，如潮涌而来。自忠所部仅两团一营，断不能抵御，随行参谋人员暨苏联顾问都劝自忠迅速脱离战场。孰知自忠已下必死决心，欲将敌军拖住，以便友军反攻，坚持直至所部将士伤亡殆尽，自忠亦受重伤倒地，才对身旁卫士说：“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良心平安，大家要杀敌报仇！”遂壮烈殉国。为抗战八年中，集团军总司令督战殉国唯一的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