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回忆录》第三部分
战后局势的预测（1）

    一

    1943年9月，委员长忽然将我自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调升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汉中行营主任。汉中行营是一所新成立的介于中央与各战区之间的军事机关。表面上的职权是负责指挥第一、五两个战区，后来中央把大别山游击根据地划成第十战区，所以汉中行营也就直辖三个战区了。

    汉中行营事实上是一个虚设机构，无实际的职权。各战区作战一向由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汉中行营设立之后，此指挥系统并无变更，只是各战区对中央的报告亦送一副本给汉中行营罢了。所以这一机构似乎是蒋先生专为我一人而成立的。目的是把我明升暗降，调离有实权的第五战区。

    前已言之，蒋先生生性多疑而忌才。他见我在第五战区与部队的感情十分融洽，深受部属的拥戴，至恐形成尾大不掉之局。但是抗战六年，我第五战区可说是战绩辉煌，蒋先生实无适当借口把我调职。所以他唯一的抉择便是成立一个位尊而无实权的新机构，把我明升暗降，与部队脱离实际关系。

    蒋先生此举用心所在，我当然洞若观火，然亦深合我意。因为六年来戎马倥偬，案牍鞅掌，个人也很想得机休息；加以功高震主，无端招忌，倒不如暂时减轻一些责任为愈。因此，中央明令发表之后，我反觉浑身轻松，即赶忙准备交卸，并派参谋长王鸿韶前往汉中筹备行营成立事宜。我本人则俟继任人到职后，再行离去。不久，新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刘峙率随员数人，自重庆乘一小飞机到老河口来接事。

    刘峙原是我多年老友。回忆我于1926年夏赴广州策动北伐时，刘氏正任第二师师长，曾以“四校同学”关系设宴为我洗尘。席间，刘氏起立致欢迎辞，并请我演讲。这是当时广东的风气，无论大小宴会，宾主双方都要起立演讲。但这在我还是第一次，所以印象很深。

    北伐期间，刘峙第二师尚有战功，他本人给我的印象也不错。但是在抗战期间，刘氏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时，每每不战而溃，颇受时论指摘。其原因有两点：第一，刘氏之才最大不过一位师长，过此即非其所能胜任。第二，便是因为官做大了，习于享受，再不愿冒矢石之危了。语云“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当时在中央做大官的人，生活都趋于腐化，精神难以振作，统兵治政的效率自然就差了。

    从第一战区卸职后，刘氏受任为重庆卫戍总司令。官尊事少，益发耽于宴乐。他在重庆并纳一新欢，藏之金屋。但是他的夫人却是一性悍善妒的女子，而刘氏又偏偏是个闻狮吼而变色的将军，以致闺房之内，斗争无已时。刘夫人曾为此向蒋夫人哭诉，请求主持正义。此事在陪都尽人皆知，传为趣谈。此次刘君被任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亲临前线，正可远避雌威，忙里偷闲了。

    刘氏来接篆时，见司令长官部设在老河口市区之内，便有惴惴不安之感。他首先便问我，老河口的防空情形如何。我说，我的长官部虽在城市之内，究竟位置偏僻，屋子很小，而且四周都是菜圃。敌机纵使找到目标，也不易命中。所以敌机来得多了，我就到菜圃里面走走，以防房屋被震倒。敌机如来得不多，我就不管它，谅它也炸不着我。

    这位好好先生的刘峙闻言大惊，说：“那怎么靠得住？我听到空袭警报，脚都软了。”他又问我，你看长官部有没有别处可迁。我说，离此地五里路有一小镇杨林铺，是五战区前干训班所在地，可以作长官部，不过交通系统重行建立起来就麻烦了。刘立刻说：“你能否派人马上带我去看看。”我便亲自陪他到杨林铺。该地原有一小学，地方尚宽敞，空袭时的目标也不大。刘氏虽觉此地比市区好些，然仍嫌目标太大。且此地亦在襄河东岸，面对敌人，显然是背水为阵，有欠安全。我说，那你就自己斟酌吧。再不然，你可迁往襄河西岸，距老河口六十里地的草店，便再安全没有了。我离开老河口之后，刘峙立刻便把长官部移到杨林铺。不久，果然又移到草店去了。

    刘峙身为大将而胆小如鼠，真令人惊异。其人也，生得肥肥胖胖;其为人也，老老实实。真是“庸人多厚福”的典型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