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回忆录》第二部分
台儿庄之战（7）

    不过仔细分析我军作战的情形，便知制胜之道并非侥幸，主要原因有以下数端：

    第一，我三十一军在津浦南段运用的得宜。南京弃守之后，我军利用地形，据守明光至四十余日之久，使我在鲁南战场有从容部署的机会。到了敌我双方在明光消耗至相当程度时，我便命令三十一军对敌的抵抗适可而止，全师西撤，让开津浦路正面，但仍保有随时出击的能力。孰知敌人竟误认我三十一军已溃败，乃将主力北调，一举而陷我明光、定远、蚌埠，拟渡过淮河，直捣徐州。而我自青岛南调的于学忠的第五十一军，适于此时赶到，予以迎头痛击。敌方主力正预备渡河与我死拼之时，我又命令三十一军配合新自江南战场北调的第七军，自敌后出击，一举将津浦路截成数段，使敌首尾不能相顾。敌不得已又将主力南撤，与我军胶着于津浦沿线，减少我军在淮河一线的威胁，使我可以抽调原来南下赴援于学忠的张自忠部，转头北上，向临沂增援，充分发挥内线作战的优越条件。

    第二，当板垣、矶谷两师团齐头南下时，我守临沂的庞炳勋部，适时赶到。以最善于保存实力的旧式军队，竟能与其私仇最深的张自忠部协力将板垣师团击溃，阻其南下与矶谷师团在台儿庄会师。临沂之捷，实为台儿庄胜利的先决条件。而庞、张二人先国难而后私仇的胸怀，尤有足多者。台儿庄战后，蒋先生曾惊讶地向我说：“你居然能指挥杂牌部队！”似乎真使他莫测高深。其实作主帅的人只要大公无私，量才器使，则天下实无不可用之兵。

    第三，此点也可能是最重要的条件，便是我违背统帅部的意旨，毅然拒绝将长官部迁离徐州。

    先是1938年初，当韩复榘不战而退，津浦路正面无兵可守，徐州顿形危急之时，中央统帅部即深恐第五战区长官部临时撤退不及，为敌所俘。

    2月初，蒋委员长就在每日会报中提出此问题，交军令部研究。后即指定河南的归德和安徽的亳县，让我任择其一，俾长官部迁往该地办公。但是我却大不以为然。因此时敌人南北两战场的重心，正集中对付第五战区，且敌我的态势也已为我军形成了天造地设的内线作战的有利条件。为争取空间和时间起见，徐州的保卫战必须不惜任何牺牲，以期粉碎敌人速战速决的野心。然后才可达成掩护武汉，使其有充分时间部署保卫战的重大任务。

    再者，徐州铁路四达，尤为电话、电报网的中心。长官部一旦迁往亳县或归德，一切命令与情报全须凭借无线电。而无线电每日拍发电报有一定时间，如此司令长官真等于耳目失聪，如何能指挥作战，更谈不到赴前方督战，鼓舞军心了。况司令长官部的迁移，必然影响民心与士气。重心一失，全盘松动，将不可收拾了。

    但是军令部既有此建议，徐州各中央机关都人心思迁，即长官部若干职员也作同样的主张，我也未便公开反对，自想唯有拖延的一法。乃令成立“设营小组”，前往察看归德与亳县的形势，以及长官部和各机关驻地如何分配等情，嘱其详细具报。如是，往返费时半月，台儿庄的局面已紧张万分，值此背城借一之时，长官部自然更不能迁移了。这一点实在是台儿庄之战的最大关键。当时我如遵从中央命令将长官部迁出徐州，则此后战局便面目全非了。

    第四，便是敌人本身战略的错误。日军在南北两战场将我百余万抗战主力扫荡之后，骄狂无比。我五战区内区区十余万残兵败将，根本不在敌军指挥官的眼里。南北两路主将都以为攻打徐州也不过是旅次行军。到了南北两路同时受挫，敌人仍不觉悟，满以为只要认真作战，仍可一举攻下徐州。南北诸将，彼此贪功，不待各路配合便冒险前进，以“先入关者为王”的心情向徐州单独进攻，这样便坠入我所预设的陷阱，被各个击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