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四部分
抗战前夕上海的文化人(7)

    北新书局承认确实拖欠了鲁迅应得的大笔款项。在律师参与之下，按原订合同２０％的版税率一笔一笔计算后，双方核实了数额明确无误；按照证人章川岛的说法“共欠债两万”（见同年９月章致周作人信）；按照另一位证人郁达夫的回忆“北新开给鲁迅的旧帐单等来计算早该积欠有两三万圆了”（见郁达夫《回忆鲁迅》1938年）。这就为争议的解决打下一个良好的共识基础。但李小峰方面解释了拖欠版税的缘由：北新书局在北京的总部被北洋军阀查封，不得不迁移上海，损失很大；暂时挪用了若干款项进行投资，保证追回；又因资金周转不畅，请予延缓期限，在一年内分批逐步偿还，等等；并再三表示道歉。有证人在场，经过律师依照《著作权施行细则》进行反复调解，双方达成这样的协议：

    （一）北新书局把图书的印刷纸版交回鲁迅（由郁达夫、章川岛作证）；

    （二）北新书局历年所欠鲁迅的版税分１１月内结清（由杨律师经手）；

    （三） 双方重新签订合同，依据《著作权实施细则》实行印书证制。

    协议第一项于８月２８日执行；协议第二项于此后分期执行，北新书局在本年剩下的四个月内将历年所欠的旧债务大约８千３百圆（合今２９万元）交还鲁迅；1930年鲁迅继续追回北新书局积欠的版税１万多圆（合今４０多万元），占这一年收入的三分之二。

    根据《鲁迅日记》折算，鲁迅前后共支付给杨铿律师手续费5 % ，即大约4千圆。

    由于这件争端的顺利解决，鲁迅仍然对北新书局给予信任，继续把自己许多著作的出版发行委托给李小峰负责，例如《两地书》《鲁迅杂感选集》《三闲集》《伪自由书》等。

    依据当时《著作权实施细则》的规定，北新书局和作者签署了协议，鲁迅著作从１９２９年９月起，必须贴上“印书证”，或者叫做“版税印花”。当时这种保护著作权的方式就是：鲁迅在收到书局的版税以后，按照实际印数将自己设计和专门印制的“鲁迅印书证（印花）”——通常是盖有鲁迅某一专用印鉴的方纸片——交给书局，贴在图书的版权页指定位置上，才能出售。这种方式，一方面可以有效地监督出版者实报印数，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杜绝盗版；它不仅保护了作者的权益，而且保护了书商的权益。中国２０－４０年代图书每次印数通常为一两千册，所以粘贴“版税印花”还比较方便。到５０年代以后图书每次印数大量增加，就显得很麻烦，必须改革了。这是后话。

    鲁迅和北新书局的版税之争，是２０年代末中国一场典型的著作权案例。我建议，以当事人和证人之闻名、以涉及金额之巨大、以调解方式之成功、以历史意义之深远，应该将此案例写入中国现代著作权史，和大学政法专业教科书。

    我还是这样认为：离开了著作权的鲁迅，不是完整的鲁迅，更不是真正的鲁迅。鲁迅维护自己的著作权，为后代“爬格子”的同行们树立了一个范例。

    鲁迅在上海的住房

    １９２７年夏天鲁迅４７岁时，携许广平从广州来到上海，先住在北四川路景云里２３号，后来与弟弟周建人一家住进景云里１７、１８号，两楼两底。

    日常生活很简朴，“购置家具，每人仅止一床、一桌、二椅等便算足备了”（许广平《景云深处吾家》）。

    不久，鲁迅接受“中央大学院”蔡元培院长之聘，担任特约撰述员，月薪３百银圆，加上稿费、编辑费、版税等，鲁迅每月收入在５百银圆（合今１万５千元）以上。生活比在北京时宽裕得多。

    １９３０年５月，鲁迅又搬家到北川四川路２０９３号拉摩斯公寓大楼内，“顶费五百”即预付全年房租作为押金（合今１万５千元），月租金４０银圆（今１千２百元），同时买下原住的一家外国人的全部旧家具。

    １９３３年４月，鲁迅一家迁入施高塔路（今山阴路）大陆新村９号，是典型中间阶层的三层楼房。“付房钱４５两”（参看《鲁迅日记》下册第８２５页，每两银子作１．４银圆计算，４５两银子折合６３银圆，即今人民币１千９百元）。使用的仍然是原有的那套旧家具。

    当时底楼用玻璃屏门隔成两间，里间当作餐厅，外间是客厅，有一张瞿秋白离开上海时留下的旧写字台和几把椅子，鲁迅常在此接待来访者。

    二楼是卧室兼工作室，亭子间供女佣居住。三楼北间是客房，南间是儿子海婴的卧室。设备现代化，有上下水道和煤气等  （《鲁迅日记》载：付煤气押金２０银圆，付水道押金４０银圆）；有两个女佣。这是鲁迅一生中最稳定、富裕的时期。然而已到日暮黄昏。

    在鲁迅５６岁的时候，也就是他临死以前，他还想搬家到一处更好、更安静的房子去。这年１０月６日他在致曹白的信中说了搬家的条件：

      “一要租界，二要价廉，三要清静。”１１日《鲁迅日记》中记载：“同广平携海婴往法租界看屋。”次日他在致宋琳的信中说：“颇拟搬往法租界，择僻静处养病，而屋尚未觅定。”

    鲁迅曾在《病后杂谈》中写道：“然而要租一所院子里有些竹篱，可以种菊的房子，租钱就每月总得一百两，水电在外；巡捕捐按房租百分之十四，每月十四两。单是这两项，每月就是一百一十四两，每两作一块四角（银圆）算，等于一百五块六。”（每月房租约合今４千８百元）这说明鲁迅当时是反复考虑过搬家，更换一处条件优越的处所，好好养病、著文、会友。他以自己的脑力劳动所得，积蓄了足够的金钱，有了巩固的经济基础，以保障完成他久已酝酿的写作计划……

    但他的健康状况已经不容许这美梦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