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四部分
抗战前夕上海的文化人(5)

    阳翰笙原名欧阳本义，字继修；１９０２年１１月７日（清光绪二十八年壬寅十月初八日）生于四川省高县。１９２８年做中共地下工作时化名为“华汉”，１９３３年开始用笔名阳翰笙。

    １９２３年春，２１岁的欧阳本义决定到北京上大学，得到父母的支持，卖掉家里积存５年的生丝（一年的可卖３０圆大洋）和其他财物，又得到亲友的资助，凑足２５０圆作为川资和学费。９月抵达北京。

    １９２４年夏天到上海，插班进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学名改为欧阳继修。……后到广州黄埔军校，并投入北伐战争。１９２７年参加八一起义。

    １９２８年在上海由郭沫若建议、周恩来批准参加创造社的地下党领导。以后陆续发表文论与小说，主要以稿酬为生。这一时期的稿费收入估计为每月１００－２００圆。

    １９２８年以华汉为笔名发表短篇小说４篇、中篇小说１篇、文章８篇；１９２９年发表小说６篇；１９３０年发表小说７篇；等等。１９３０年出版长篇小说《地泉》，１９３１年出版中篇小说《大学生日记》，１９３２年出版中篇小说《义勇军》，稿酬可观。

    １９３３年９月跟田汉一起加入艺华电影公司，主持编剧委员会。薪金待考。阳翰笙曾特约黄子布（夏衍）、周起应（周扬）等人担任艺华的编剧顾问，每月各致车马费３０圆。所以，阳翰笙的月薪估计为１００－２００圆。他编写了电影剧本《铁板红泪录》、《中国海的怒潮》、《赛金花》、《生之哀歌》、《逃亡》等。这一段时期收入颇丰，每月共约２００圆以上。

    １９３５年２月１９日被捕，１０月由柳亚子、蔡元培等营救保释出狱。随即开始用笔名为南京的民营报纸《新民报》写杂文、剧评等。１２月１日受《新民报》约请协助该报副刊《新园地》的编审工作，每周去报社两次，酬金每月６０圆。此后一年多内，在《新园地》发表文稿一百多篇，以稿酬和编辑费（每月共１００－２００圆）作为生活来源。

    胡风的经济生活

    胡风原名张光莹（光人），１９０２年１１月生于湖北蕲春县。

    １９２７年张光人担任江西省党务学校编辑员，月薪６０圆。这是在他的工薪收入中，目前可以确切查证的第一个数据。

    １９３１年张光人在日本庆应大学留学，获得了半额公费（庚款补助金）每月４５日圆。

    １９３２年张光人回国后，到上海被选为“左联”的宣传部长。这时他在中山文化教育馆担任了《时事类编》的日文翻译员，不用上班。薪金比全日工作者少一半，月薪１００圆。他住进法租界金神父路一处西式公寓房，有一张床、一张沙发、一个书桌、和一个五斗柜。房租每月２０圆。早餐包给房主每月５圆；午餐在中山文化教育馆搭伙，每月１０圆。为过冬做了一件深灰色毛哔叽的驼绒长袍，化了１０圆；这件长袍他穿了４年直到抗战爆发离开上海。

    １９３４年新年他与屠（梅志）同居，住进巨赖达路（今巨鹿路）采寿里。房租每月１３圆。布置新房化费５０圆。家具有一床、一方桌、四把圆凳、一个书架。张光人的新家也成了“左联”领导经常开会的地方。有一天他们夫妇刚起床，周扬（起应）就来敲门，焦急地说：“家里没有菜钱了，接个三五圆吧！你手上没有，就用鲁迅的补助款也行嘛。”周扬经常来借钱，很少归还。

    夏天他们搬家到金神父路大兴坊，月租金１４圆。后来又迁居到巨泼莱斯路合大里２楼，前后两间，还有抽水马桶和电话，月租金只有１３圆。

    当时胡风夫妇日常生活开支大约每月７０圆，其中在内山书店购书１０几圆。胡风常抽烟，抽那种一角钱两包的普通烟。

    鲁迅叫胡风为英文刊物《ＣＨＩＮＡ  ＴＯＤＡＹ》（今日中国）写篇文章介绍中国左翼文化，给了胡风２０美金稿酬，合国币８０圆（当时兑换率１美金＝４圆国币）。（２９２页）

    不久胡风夫妇生了孩子，又雇佣一个娘姨。要居住舒适些，就在福熙路静安寺路慈惠里找到一处大小两间厢房，有卫生间，上面还有小阁楼（供娘姨住）。为了付房租３０圆，胡风每月要多写１万字（千字３圆）。实际上当时胡风每月稿酬１００－２００圆。居住条件比较好，曾请鲁迅全家来吃饭，也招待过其他作家朋友。

    要支付每月３０圆房租，经济压力比较大。所以胡风夫妇又换了房子。１９３５年底搬到威海卫路芸兰坊一处前楼２楼带亭子间的房子，月租２０圆。不久又搬到英租界孟德兰路找到一处弄堂房子，有起居室、卧房，还有楼上亭子间，月租金２０多圆。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鲁迅去世后，生活书店出版《工作与学习丛刊》，每期编辑费８０圆；稿酬千字３圆。

    １９３６年底，冯雪峰看出胡风的经济有困难，就提出要胡风全家搬到他租的房子去住。那是法租界拉斐德路颖村的一栋三层楼房。胡风一家住３楼，周建人一家住２楼，冯雪峰的妻子何爱玉带两个孩子住楼下。冯雪峰不要周建人和胡风付房租。这是胡风受到党的照顾。

    周扬的经济生活

    周扬（１９０７－１９８９），原名周起应，生于湖南省益阳县。

    １９２２年周起应在长沙念中学时，与同乡官宦人家之女吴氏结婚，当时两人都只有１５岁。岳母姓周，扬州人士，富有积蓄。从此直到１９３５年，岳母一直在经济上资助周起应夫妇的生活，每年赠与爱女吴氏许多银圆珠宝。

    １９２８年周起应到上海进入大夏大学。一年多期间，周起应和亲戚周立波、表弟刘宜生以及两个同乡同学等都住在上海，他们的生活费用全靠吴氏供给。都是她用金首饰换来的钱。后来周扬曾经多次跟他的儿子周迈说过：吴氏“善良、无私、很少有的单纯。”（引自《周迈谈周扬》）

    １９２９年周起应由吴家资助到日本留学，旅费大约１００圆。住在东京小石川区林町的国师馆，是两层楼的留学生公寓。每月生活费至少５０圆。那时日本左翼运动蓬勃发展、普罗文学盛行。但是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反扑，镇压左翼。周起应因参加左翼活动被捕，在小石川警察署被拘留一个月，交保释放。

    １９３０年回国到上海，参加左翼话剧活动，他拜访了田汉，由田汉介绍加入中国左翼戏剧联盟（剧联），后来转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从１９３０年一直到１９３５年，每年周起应与吴氏都要回湖南省益阳县老家去探亲，同时由岳母交给吴氏一些银圆和珠宝，估计价值为１０００圆左右。在上海一家的生活费每月至少８０圆。据周起应与吴氏所生长子周艾若（生于１９２７年）回忆说：“在长达七八年的时间里，外祖母无条件地支持父母，用很多经费支持着父亲的革命工作。那时，到我们家里来的有左联的不少人……”（引自《周艾若谈周扬》）

    据夏衍回忆说：“１９３０年他（指周扬）只有２２岁，很年轻的。那个时候，他很潇洒，很漂亮。穿着西服，特别讲究，欢喜跳舞。跟我们一起上咖啡店，看电影。……当时他的第一个夫人还和他在一起。她是从湖南来的，是益阳的。……他本人是搞话剧的，参加左联之前，最早是参加剧联的。他还演过戏。”

    据王作民回忆：１９３３－３４年之间，周起应与“左联”宣传干事苏灵扬（杭州人，上海光华大学一年级学生）秘密同居，由此开始使用假名周子扬、周志扬、周扬。又据苏灵扬自述：“１９３４年秋我和周扬结婚后，为了保证他环境的安全，我的社会关系除王作民外一概断绝了，左联的活动再也没有独自出来参加过，直到１９３７年抗战开始。”（引自《一个不是作家的“左联”盟员的回忆》）

    １９３５年吴氏又怀孕，周起应送她回湖南省益阳县老家生育第三个儿子（周迈），然后单独又匆匆赶回上海。因为这时周起应与苏灵扬早已在上海秘密同居，苏氏且已怀孕。周起应不好意思再用吴家的钱财，因此经济上遇到很大困难。苏灵扬回忆说：“周扬除工作外，相当一部分时间要用来去｀找钱＇。我们｀借＇过许多同志的钱，如章汉夫、夏衍、羊枣、谭林通、梅雨（即梅益）、林林等；向沙汀、周立波｀借＇的更经常。”

    １９３６年元旦，苏灵扬临产，阵痛已经开始，但家里没有钱住医院。周扬出门跑了一个下午，晚上７点多才回来，总算从郑振铎那里借到２０圆钱，才解决了燃眉之急。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也曾赠与周扬５０圆。……后来周扬翻译的《安娜·卡列尼娜》出版了，得到大约８００圆稿酬，他们的经济生活好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