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四部分
抗战前夕上海的文化人(2)

    那么，一般左联作家的经济状况如何呢？

    据关露回忆：她在１９３２年春天加入“左联”，记得第一次开小组会的时候，党团书记丁玲同志出席。……当时左联同志都很年轻，除开在复旦大学当教授的穆木天比较年长一些而外，大都只有２０岁左右到２６、２７岁。因此，绝大多数人没有成家，孤身住在一个小亭子间里，用一个煤油炉自己作饭，上老虎灶买开水。也有的到最便宜的小饭馆去买１圆钱６张的饭票（一顿客饭２角钱，买一圆钱可以优惠），或者吃１２个铜元（相当４分钱）一碗的阳春面（一分钱＝３个铜元）。经常由于交不出房租被房东驱逐，吃饭是简单便宜的伙食，有时还饿一顿饱一顿。……

    当时一斤鸡蛋价值２角钱，也就是说２－３分钱就可以买一个鸡蛋。这样便宜的鸡蛋，左翼文学青年有时也吃不起。

    １９３４年间，关露曾在上海欧亚航空公司当一个小职员。后来知道特务发现她是左联成员，要抓她，关露只好把这个月薪７５圆的职位辞了。

    叶紫加入左联时，周扬同志派关露找他谈话。叶紫房里连一张书桌都没有。关露见他用铺板当桌子，坐在一张小板凳上写东西。他已结婚。当时正是夏天，好些人都吃西瓜，但叶紫的孩子在吃菜瓜（菜瓜比西瓜便宜）。

    １９３５年，聂绀弩主编《动向》期刊在文艺界打响，不仅自己有了固定的收入，还将叶紫拉到报馆当助手。叶紫得到月薪６０圆，从原来住的灶披间搬了出来，安心生活。（据梅志《胡风传》）

    戴平万住在法大马路，他的一个同乡开的纸店后楼。房里只能放下一张床，一张桌子。他就坐在床上写字。晴天的时候，他上街也穿套鞋，因为他没钱买皮鞋。

    周扬有一阵住在北四川路，他经常到法租界来跑一趟；谈完工作以后，要坐车回家，就找关露借几毛钱做车钱。（引自关露《我想起了左联》）

    周扬还经常找胡风借钱，有时动用鲁迅提供给“左联”的资助。

    据艾芜回忆：１９３１年他乘坐轮船从厦门到了上海。他说：“任何地方都有找不着职业的苦难，这是我深深知道的。我在厦门时曾写过一篇散文《香港之夜晚》，投到上海光华书局出的《读书月刊》，试一试拍下上海文艺界的门，看看能否容纳我这个曾在海外流浪归来的游子。到了上海……看到文章登出来了。可是，我写信（到光华书局）去要稿费，却得不到回音。我住在一家小旅馆内，住宿费和伙食，一个月９圆钱。”艾芜用了从缅甸华侨那里得来的生活费，维持了一段时间。不久通过熟人在江湾劳动大学附近的农民家里租了一间屋子，还带一间灶房，每月租金仅１圆。自己做饭吃，每月５－６圆就够了。这样很省钱。每天他到劳动大学农学院阅览室看报纸，然后坐下来写文章投稿，但经常拿不到稿费。１９３２年春艾芜由沙汀介绍参加左联。他就是这样开始了文学生涯。（引自《三十年代的一幅剪影》）

       据齐速回忆：１９３３年，他只有１９岁。当时在虹口区唐山路一个弄堂小学教书，薪金非常低，每月仅有１０圆。……另外靠三哥四哥给些钱。住在亭子间。一日三餐是这样的：早饭一碗豆浆，一个饭团（包油条加白糖），每人几个铜元（合３分钱）；中午在小饭馆内，米饭、黄豆豆腐、猪肝菠菜汤约２２枚铜元（合７分钱）；晚饭喝粥加碟小菜约１０来个铜元（合４、５分钱）；总之每人每天不到２角钱，一个月伙食费５－６圆就够了。

    据吴奚如回忆：１９３５年一个从事地下工作的“琴妹”在织袜厂当女工，每月工资２０圆；小学教师和小职员、店员每月工资大约４０－８０圆。左联和“社联”一般青年成员属于这样的城市贫民，其中包括新中国成立后担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钱俊瑞、刘芝明、陈克寒等同志，以及后来党的理论权威胡乔木、艾思奇等。

    左联成员的经济状况之二

    （一）胡也频

    胡也频是“左联五烈士”之一。关于他的生平，有不同说法。

    他原名胡崇轩，幼名胡培基。１９０３年５月４日生于福州市城边街，７岁时，祖父送他到私塾读书；祖父在戏班唱戏，次年就去世了。父亲在戏院里打杂（一说当经理）。

    后来，胡也频到教会学校崇德小学念书，１４岁转入福州乌山师范学校。１９２０年他离开福州去天津大沽海军学校。

    据胡也频的侄儿胡少璋说：“１９１８年，也频被送到一家祥慎金铺里当学徒。金铺的掌柜是他的舅父，但两家关系很坏。１９２０年春，也频拿了铺子里的一副二两多重的金镯到上海去。”（陈按：黄金一两可换一百多银圆）。

    但是据胡也频的朋友马宁说：“我对这件事有另一种看法。谁都知道，做学徒一般都是三年才出师，而且一般是没有工资的。也频的父亲廷玉先生说过：祖父死后，他（胡廷玉）经营了一家戏院，以包戏为生，生活还过得去。假如送也频去做学徒，为人打水送茶、倒夜壶等事，不是生活迫不得已，一般人家的子弟是不肯去干的。况且也频那时已经十五岁，肚子里也已有些墨水，怎么不在父亲经营的戏院里当个差使呢？……假如也频真去当学徒，最多也只是极短的时间。”

    胡少璋说：“１９２８年底，也频回到福州与父亲商量，卖了祖父留下来的最后一座房子，得款一千块银圆（又说是一千二百圆），留下二百块作搬家等费用。回到上海后，于１９２９年１月筹办红黑出版处。”

    最初与胡也频一起编《红黑》月刊的沈从文回忆说：“我记不起也频有回福建去筹款的事；我还听说，是丁玲的妈妈给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