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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一部分
商务印书馆和文化人(4)

商务印书馆职员的经济状况

商务印书馆的薪金逐步提高。民国初期，国内大学毕业生极少，一般相当于高中文化者入馆，通常试用半年，合格后才正式录用，起点月薪30银圆；此后惯例每年增加10圆。

民国初年的薪金标准

1912年12月，张于贞、周衡甫、李心莲初来商务印书馆时，试用期月薪24圆，“半年后得力再增加”。考核转正后，月薪30银圆；第二年40圆，等等。

据包天笑回忆，1912年他在宝山路商务编译所半天工作(每日下午1—5点，星期日休息)，担任小学图文教科书的编辑，月薪40银圆。当时编辑共约40名。

就连沈雁冰（后来的茅盾）由北京大学预科初到商务印书馆时，也是一样的待遇。1916年8月沈雁冰进入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辑，起初月薪只有24银圆，1917年定为30银圆。以后每年晋升10圆或20圆。1921年为100 圆。

其他资历稍高者，待遇也高些。1912年6月，许志毅、凌文之初到商务印书馆，月薪各60圆。10月凌文之向馆方说，有人邀请他任教员，月薪80圆，“为家累计，不能不弃少就多。”馆方同意明年（两个月后）加增薪水，“论其能力亦尚值得”。

1916年2月邵长光愿离政界到商务印书馆服务，商订月薪由160圆至200圆。3月邵培芝到馆，月薪180圆。8月平海澜到英文部任编译，月薪100圆。杨仲达来馆，起点月薪160圆。

1916年9月蒋梦麟留美博士蒋梦麟（即后来继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者）尚未归国，经介绍到商务印书馆，一开始就定月薪200圆。

1919年2月周越然来馆，月薪180圆。10月谢福生定月薪200圆。

20年代的薪金标准

1921年周建人由胡适推荐到商务印书馆，月薪60圆。

据唐鸣时回忆，1921年国内大学毕业生到商务印书馆工作，起点月薪为60银圆，以后一般每年增加10圆或20圆。资深编辑的月薪可达100—200银圆。

商务印书馆曾慕名希望胡适到馆服务（或兼职）。商务监理张元济的日记1919年4月8日载：“托伯恒转托陈筱庄约胡适之，月薪300圆。”胡适婉言谢绝商务印书馆的好意，表示要继续为北京大学效力。

1921年9月，陈独秀回到上海后，商务印书馆想要聘请他担任“馆外名誉编辑”，由沈雁冰出面，商议月薪为300圆。

据陶希圣文章说，他进入商务编译所是在1923年：“各人的薪水互不相知，各人的进退听之当局。我初进所，月薪银圆80圆（当时米一石只得5圆）。满一年之年终，当局给予出面通知‘台端月薪加为100圆’；再过一年加为120圆。1925年五卅运动起来了，商务印书馆三所一处职工大罢工，向当局提出19条要求。自此以后当局不得任意开除职工，而待遇公开。 1925年8月，商务印书馆通告同人，普遍加薪。最低工资10圆的工人，加3圆；原工资10一 20圆者，加20 ％；原工资20—30圆者，加15 ％；原工资30—50圆者，加l0 ％；学徒练习生满 1年加1圆，满2年加2圆，等等。即如编辑人员，年终普通加薪，按比例至少增加2圆7角5分，或加7圆5角，多的可加17圆5角等等。”

当时商务编译所的职员共约2百人。

30年代的薪金标准

到30年代，商务印书馆的待遇又有提高。国内的大学毕业生，月薪起点为80圆。

又据高梦旦记录，20—30年代商务编译所校对者月薪50银圆，抄录员月薪30银圆。

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往往以学历定待遇。第一等是留学欧美的毕业生，月薪高达200-250圆，第二等是留学日本的毕业生，月薪可达120-150圆；这都高于国内的大学毕业生（月薪起点80圆）。不过，根据工作的成绩，薪金可以逐年提升。

“经济自立”的觉醒

但是当时的作家、编辑、学者们跟出版商之间也有许多复杂的矛盾。

文学研究会的创始人之一郑振铎，２０年代在商务印书馆编辑《小说月报》，月薪100银圆（相当于今人民币4000元）。他在上海闸北租赁了一所大房子，一半自己居住，一半作为文学研究会的活动场所，或开会、或谈天、或听留声机。聚会多数在晚上或节假日。

1923年１月初，有次交谈时郑振铎感慨说：“我们替商务印书馆工作，一个月才拿百圆左右，可是出一本书，印书馆里就可以赚几十万圆，何苦来！还不如自己集资办一个书店！”

大家表示同意，又讨论了几次，决定每人每月从薪金里提出１０银圆，储存银行生利；集资到一定数目时，便可自己出书。当时约集十个人，有郑振铎、叶圣陶、沈雁冰（后来的茅盾）、周予同、王伯祥、胡愈之、顾颉刚、谢六逸、陈达夫、常燕生，由顾颉刚任会计。

周予同为此社起名为“朴社”；因为他听了钱玄同的课，非常欣赏清代的“朴学”。接着俞平伯、吴维清、潘家洵、郭绍虞、陈乃乾、朱自清、陈万里、耿济之、吴颂皋等入社。

顾颉刚１９２３年２月２０日在通信中说出了他们（以及中国新兴知识阶级）的“一不靠官、二不靠商、自食其力、自行其是”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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