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二部分
五四前后北京文化人群体(3)

    唐山煤厂的工人，约有八九千。……他们每日工作8小时，工银才有2角 (注：每月工资6 银圆)……把两星期的工在一星期做完，其余一星期，就去胡吃狂饮、乱嫖大赌去了。因为他们太无知识，所以他们除嫖赌酒肉外，不知道有比较的稍为高尚的娱乐方法，可以慰安他们的劳苦。……工银太低，所以他们必须把数日的工夫，无昼无夜地像牛马一般劳动，才能积得一圆半圆钱，好去嫖赌。(原载《每周评论》1919年第12号)

    李大钊于1924年9月写了一篇《上海的童工问题》，其中引用“上海外人自治会”的调查资料说：

    上海的下层劳工 (如苦力、人力车夫等) 的所得，比中国任何地方算是较高的。平均计之，苦力月得 15 圆，人力车夫月得 8 圆。而一人及其妻眷的生活费，最苦的亦月须 16 圆，

    方能过活。今其所得，最多者且不过15 圆，上海苦力及人力车夫的苦况，可想而知了。( 引自《李大钊文集·下》第 790页 )

    “独立进款”的理想

    １９２２年５月，蔡元培和胡适等人在《努力周报》上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这可以看作是中国现代早期知识阶层的政治独立宣言。他们起草了一个政治纲领，提供给大家批评、讨论。联合署名者还有陶行知、梁漱瞑、李大钊、陶孟和、丁文江等共１６名教授学者。

    他们提出“政治改革的目标”包括：

    （１）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

    （２）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

    ［参看《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第１７－２１页］

    在讨论中，２８岁的赴英国留学生金岳霖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篇长文：《优秀分子与今日的社会》（１９２２年１２月４－５日），文中提出了他的四个希望：

    第一，他希望知识者能成为“独立进款”的人，也就是靠自己的本事吃饭，不依附于任何权贵的势利，而实现自己的独立人格。他说：“我开剃头店的进款比交通部秘书的进款独立多了，所以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上唱歌。”

    第二，他希望知识者不做官（这跟蔡元培的“八不”进德会主张一致），也就是“不做政客、不把官当作职业的意思。若是议定宪法修改关税的事都是特别的事、都是短期的事，事件完了以后，依然可以独立过自己的生活。”也就是不受官场的约束，而保持自己的独立思考。

    第三，他希望知识者“不发财。如果把发财当作目的，自己变作一个折扣的机器，同时对于没有意味的人，要极力敷衍。”也就是不要成为商业的驯服工具、金钱的奴隶。

    第四，他希望知识者能有一个“独立的环境”，要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

    他认为：“有这种人去监督政治，才有大力量，才有大进步。他们自身本来不是政客，所以不至于被政府利用；他们本来是独立的，所以能使社会慢慢地就他们的范围。有这样一种优秀分子、或一个团体，费几十年的功夫，监督政府，改造社会，中国的事，或者不至于无望。”（参看谢泳《逝去的年代》第５０页、第１９０页）

    这表达了中国现代早期知识阶层的“经济独立”的要求。

    《新青年》同人为何不要稿费

    鲁迅从１９１８年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狂人日记》和《随感录》以后，成为新文学运动的闯将。但是，当时《新青年》杂志是不计稿酬的。

    １９１６年陈独秀主编《新青年》月刊时曾宣布：“来稿无论或撰或译，一经选登，奉酬现金。每千字（译文）二圆至（撰文）五圆”。（合今人民币１００－２５０元）。起初《新青年》发行量只有一千份；第二年发表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文学革命论》后，销路直线升到上万份，不断再版。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但是，到１９１８年《新青年》启事：

    本志自第四卷第一号起，投稿简章业已取消，所有撰译，

      悉由编辑部同人共同担任，不另购稿。其前此寄稿尚未录载

      者，可否惠赠本志？尚希投稿诸君，赐函声明，恕不一一奉

      询，此后有以大作见赐者，概不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