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二部分
五四前后北京文化人群体(1)

    中华民国成立以后、特别到了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崛起；我国文化人的影响迅速增强，文化人的队伍迅速扩大。

    五四爱国运动是跟北京大学、清华学校等大中院校联系在一起的。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到民国元年（1912年）改名为“北京大学”，然而封建的陈规陋习“官僚气”、“名士气”非常严重。1917年1月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北大“在他手上才成为真正的大学，真正不愧立足于世界大学之林，而成为中国现代新思想新文化的重镇”。（见《蔡元培先生象征的学术世界》，引自《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一书）  

    追求自由、民主、科学，特别是力争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反对专制愚昧，是中国现代知识阶层的灵魂。但是在五四时期，这个阶层的社会基础还很薄弱。旧中国文盲占成人的90 ％以上；民国初年，80 ％的就业人口仍在从事千年不变的传统农田耕作，只有不到l ％ 的就业人口在近代产业部门。

    造成人口素质低下的直接原因有二：近代教育事业的幼稚和经济状况的贫困。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北洋政府开始统治时，全国有4．1亿人，而学生总人数仅为293万，其中，小学生279万、中学生13万多、大专院校学生不到5千（估计数字）、应届大学毕业生只有490人。

    1928年国民党政府统治时，全国有4．65亿人，而学生总人数仅为914万，其中，小学生888万、中学生23．5万、大专院校学生25198人、应届大学毕业生只有2275人。

    从戊戌变法到国民党掌权，经过了整整三十年。这三十年的进步显著，但仍然处于落后的地位。拿我们的邻邦、老对手日本作为对比，更可以看出我们国情落后的严重程度：1925年日本国有0．59亿人，是我国人口的八分之一；而学生总人数为1147万，超过我国 25 % ；其中，小学生799万、中学生336万、大专院校学生126842人；按绝对数字，中学生是我国的14倍，大学生是我国的5倍。

    按照每万人口中的在校学生比例数字，日本的中学生比我国多110倍，大学生比我国多40倍。（这还是用日本1925年的数字跟我国1928年的数字相比。）

    况且我国文化分布极其不平衡，20年代知识阶层集中在京、津、沪、宁等大城市，相对说来爆发力很强。他们播下了现代化的星星火种。

    五四期间访问中国的美国学者杜威，在1919 年6月给女儿的家信中写道：“一位曾对 50 种学生报纸做过仔细研究的朋友说，这些报纸的第一个特点是有大量的问号，第二个特点是要求言论自由，以便能找出这些问题的答案。在一个信仰既定权威的教条、又使得人感觉满足的国家里，这种提出疑问的热潮，预示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五四前后，中国知识阶层虽然人数很少，但是能量很大，这在某种程度上得力于他们相当优越的经济后盾。

    蔡元培的“爬格子”情结

    在纪念北京大学百年和五四八十周年的各项活动中，蔡元培校长的名字格外凸现出世纪的光辉。他对于新文化运动的贡献，已不用后生赘述。但他早年新思想受孕期的一大关键，似乎所知者不多。这就是他在九十多年以前旅欧留学“爬格子”为生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