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中国文化名流》　Ⅳ
爱情的生物学问题

    1970年，黄永玉给夫人张梅溪写了一首情诗：“我们相爱已经十万年。”他一本正经地对夫人说：“不是说人生百年结为一世夫妻吗？十万年也就是千世夫妻吧！”

    十八九岁的黄永玉曾在江西一个小艺术馆里工作，就在那时，他碰到了广东姑娘张梅溪。当时好多人都追求张梅溪，其中有一个航空站的青年，人长得很潇洒。这个青年牵了一匹马来，张梅溪很喜欢骑马，两个人便拉着马走到大树林里面。黄永玉心想这下麻烦了，自己连自行车都没有！但他有自己的高招——每次意中人出现的时候，黄永玉都在楼上吹起小号，虽然吹的技术不怎么高，但是定点吹奏，终于打动姑娘芳心。后来，黄永玉问她：“如果有一个人爱你，你怎么办？”她就说：“要看是谁了。”黄永玉说：“那就是我了。”她回答：“好吧。”

    子水：活到这样一个境界，你觉得爱情是什么？

    黄永玉：爱情是一个生物学的问题，年轻的时候发情了，要找一个对象，然后生下孩子，就要把家庭弄好，就是一个动物的“窝”嘛，把“窝”弄得温暖一点，就是过一种正常的生活吧。

    我从前也讲过，不要把爱情神圣化，罗密欧与朱丽叶十几二十岁为了爱情而牺牲，如果他们没有死，活到八九十岁还一天到晚亲亲我我，那不累吗？那恐怕就有一点好笑啦。所以我就感觉到爱情是发情阶段的一种产物，年轻人传宗接代的前奏。

    子水：你常在国外住一些时间，然后在北京这里住些日子，再回故乡住，三地感觉有什么不同？

    黄永玉：可能有的人喜欢讲我在国外如何，他自己开心，比如徐志摩当年讲他在巴黎、意大利怎样怎样，看得人流口水，从前谁能到外国去呢？一个乡下人能到上海就不简单了，我们凤凰到长沙就不简单了，现在谁都可以去了，有什么奇怪的？所以我到外面就是工作，我到外面看看展览会、博物馆之外就是写生，该去的去了，哪能天天去呢？

    其他时间我就背着个画夹到处跑，不画画干什么呢？我到其他地方也是这样。还有人问我到国外吃得习惯那里的饭吗？我说我干校都住了三年，种地日晒雨淋都经过，还有什么受不了的？所以今天看来，干校还是有点好处的（笑）。那这样好让你再去一次如何？我当然不干了。在某个生活历程中它重要，像抗日战争八年，日本人在后面追，你在前面跑，让你再来一次，当然不愿意了。但今天回顾一下，是非常宝贵的，你们没有，我就有。人生就是这样，有不同的经历。你们将来也一样可以给子孙们讲很多当年的事。

    子水：作为一个艺术家，你认为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

    黄永玉：老老实实，平平常常。得意的时候不要冲昏头脑，倒霉的时候不要苦不堪言，脑袋栽到泥巴里去，不要自甘堕落，从容一点，平常一点，摔下来的时候就不感觉难为情。

    子水：你觉得在艺术上天分有多重要？

    黄永玉：拿我举例，我就没有天分。在小学的时候画画，我喜欢画，但我不是第一，排队也轮不到我，如果画画排队从天安门排可能排到王府井才轮到我，没有什么天分的，就是喜欢。

    喜欢之后，就比较执着，一直这么工作下去，经验积累，脑子的经验、手的经验积累就多一点，然后变成长期工作后就爱它了，这个爱也需要培养，终身不弃，一直紧抱着不放，经验越积越多——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天分别人有，比如说贝多芬就有，贝多芬作曲的时候，海顿就说，你的天分很高，但是你还不懂规律，我给你介绍莫扎特，他在萨尔斯堡，你到萨尔斯堡找莫扎特，告诉你规律，但是他两次去萨尔斯堡都没有成功，因为莫扎特的家里朋友太多了。他接受了贝多芬，但是没有机会教导他，贝多芬第二次去的时候莫扎特就死了，后来他还是掌握了这些规律。

    子水：感觉你是一个非常幽默的人。

    黄永玉：现在不随便开玩笑了，但是心里会看到、记得一些好玩儿的事。老头了嘛要多点怜悯、多点爱护，有些事看在眼里不大说出来了，让人家难受不太好，但是写出来还是可以的，所以记性比较好，看到有趣的事就记住了，记住了以后什么时候用就拿出来。

    子水：身处逆境的时候我们怎么保持乐观的心态？

    黄永玉：谁问我这个问题我都要500块钱——我告诉你这个秘密。实际上世界本身就是这样，有顺有逆，到了逆境的时候，你要用欣赏的态度来看它，站高一点，像上帝一样看自己、看自己的处境，这样的话，那种痛苦就少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