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中国文化名流》　Ⅲ
我所见到的村上春树

    1月15日下午，我应约去见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树。村上在日本以低调出名，一般不接受采访，不让人照相不喜欢交际，更不上电视不做报告不参加任何正规聚会。我当然很珍惜这一见面机会。他的事务所在一座六层写字楼的顶层，一位女助手在门口等我。事务所大约是三室套间，似乎没有专门的会客室。我脱鞋走进的房间像是一间办公室或书房。不大，铺着地毯，一张放着电脑的较窄的写字台，一个文件柜，两三个书架，中间是一张圆形餐桌，两把椅子，陈设极为普通，不像是一流作家所在之处。

    村上很快从另一房间进来。他个子不高，至多算中等个头，一点也没有发胖。上身穿花格衬衫，挽着袖口里面一件黑T恤，下身一条灰白色牛仔裤。头发不长，平铺在头顶，谈不上什么发型。也许是第一次见中国大陆采访者的原因，表情带有几分见生人时的拘谨和羞涩。这多少使我想起村上笔下的男主人公，想起“永远的男孩”形象，看不出是年已五十四的海内外闻名的大作家。作派也完全不同于重形式讲礼节的一般日本人，没有主动寒暄握手，甚至不知道让座，似乎比我这个客人还局促。

    我们隔着餐桌坐下。交谈几句之后之后，气氛很快融洽起来。他的笑容的确不多，很难想像他会开怀大笑，但感觉上他还是很随和的，大约属于他所说的那种“心不化妆”的人，他的外表应该就是他的内心。他说十年来我翻译了他20本书辛苦了，我对自己这个不速之客“入侵”他的小天地表示歉意。我把自己签名的《挪威的森林》和《萤》的中译本送给他。他拿在手上翻着书页说印刷质量不错，比以前好多了。接着他在新作《海边的卡夫卡》上下卷写下自己的名字，并盖了两个章，一个章是趴在草地上的小兔，一个是一对红蜻蜓。看了，我心想难怪他这个年过50的人还能在《海边的卡夫卡》中把一个15岁的男孩写得那么好，即使从这类细小的地方也可看出他不失童心和童趣。其实村上本人没有孩子，而他这次特意“作为另一个自己或自己的一部分”写了一个15岁的男孩，我猜想未尝不是出于某种补偿心理。

    我下决心提出照相，他意外痛快地答应了。自己搬椅子坐在我旁边，由女助手用普通相机和数码相机连拍数张。我给他单独照时，他也没有推辞，左手放在右臂上，对着镜头浮现出不多见的笑意。

    接着我们谈起翻译。我说翻译他的作品一直很愉快，因为文笔上心情上感觉上和他有相通之处，很对脾性。他说他也有同样感受（村上也搞翻译，眼下正在翻译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比尔盖茨》），如果不合脾性就很累很痛苦。也谈起他大约十年前的中国之行、“中华料理”，谈了简体字和繁体字等等。他情绪很好，显得兴致勃勃。闲谈一个小时后我说想要采访他，集中问几个问题，他示意女助手出去，很认真地回答了我的提问。

    他送我出门。走两步我回头看了他一眼。村上这个人没有堂堂的仪表，没有挺拔的身材，没有潇洒的举止，没有迷人的谈吐，衣着十分随便（他从不穿西装），即使走在中国的乡村小镇上也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但就是这样一个人被无数日本女性甚至中国女性视为世界第一男人。就是这样一个人在这个文学趋向衰落的时代固守着文学故土并创造了一代文学神话，在声像信息铺天盖地的多媒体社会执著地张扬语言文字的魅力，在人们为物质生活的光环所迷惑所陶醉的时候独自发掘心灵世界的宝藏，在大家步履匆匆急于向前赶路的时候不声不响地拾起被遗弃路旁的记忆，不时把我们的情思拉回某个夕阳满树的黄昏，某场灯光斜映的细雨，某片晨雾迷蒙的草地和树林……

    周国平：哲人世情

    周国平：1945年7月生于上海，1962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69年分配到广西资源县工作，1978年恢复高考后考入中国社科院，先后获得哲学硕士、博士学位。国内著名的尼采哲学研究专家，出版各类著作20余种，其中《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人与永恒》、《爱与孤独》等在读者中产生较大影响。

    周国平的哲学论著闪着诗性的光华，文学随笔透着哲学的智慧。他的多数作品在形式上摆脱了学术的艰涩，也不故意求新奇，写得质朴平实，所表达的又是一般人都能了解的切己感悟。近日，《守望的距离》（修定本）出版，笔者借此机会对他进行了专访。

    子水：在上学的时候读到你的作品，真是很喜欢！一下子就记住了你的名字。你当初是如何想到用文学的方式，表达人生的哲学的？

    周国平：用文学来表达哲学倒不是我刻意追求的，我感觉这样一种表达比较舒服，可能也因为我比较喜欢文学，我上大学时读的哲学系，但实际上我看得较多的是文学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