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不同性见者》　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痛
消费社会的女幽灵（2）

    变性人成为卫生棉代言人，这真是一个时代的讯号，也是女权主义的抵抗策略更加隐秘，并且也更加有效的时代。所谓“男色时代”，只不过是时尚杂志的符号仓库中，一个并不新鲜的存货。鲍德里亚尔说，女人贪婪地看着男人，并非为了诱惑，她们是在斜视，一种道德和文化价值的斜视，所以，男人们，要谨慎，更谨慎些，当脱衣秀在你面前展开的时候，你一不小心，就成了门缝里的扁平剪影。女人解放，比如激进女权影片中，那些雄壮的主动劈开的双腿，并不是简单地从被诱惑者到诱惑者的机械转换。这虚晃的一招，只是为了鼓励面前那位——此时此刻的体力劳动者，劈开的大腿向他传达的仅仅是怜悯。

    时尚是什么，时尚就是我们所说的“作女”，看上去的迎合本身，就是反手倒戈的回马枪，记得台湾歌星蔡依林有首歌叫《爱情七十二变》，嬗变是终于被80后琢磨透了的爱情真谛，当然，我们得慎用真谛这个词，才是真谛的真谛。中流砥柱依然是男人的事业，就让他们继续中流砥柱下去吧。你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这句名言暗示给我们的是真正的变动差异，正如你不可能两次遭遇同一个女人一样。围困砥柱们的阴性河流，奔腾不息，作女就是奔腾不息，当我们以为现代女人身体写作就放荡了，但这个女人摇身一变，又说我是“熊猫”，一年只做两次爱（见棉棉的小说《熊猫》）；当我们以为女人收敛了，她又说，把那“性急”的男人踢下床（见于女性时尚杂志的封面策划）；当我们以为女人职业化了，她又说，企业就是我的孩子（据报道，珠三角的很多小企业主大多是女性）；当我们以为女人回归母性了，她会用进口奶粉代替母乳（当代的年轻妈妈已经形成的共识）……天然的女权主义，从来没有想和男人作对，她们自己和自己作对，她们自相矛盾，自己诱惑自己，前言不搭后语，她们把这个关于自我的想象无限地推延。她们不必和男人去抢夺麦克风，宣称我独立了、我解放了，她们一直在玩自我束缚和自我松绑的游戏，她们进退失据，她们也不想去追问女人之所以是女人的理由。她们不喜欢玩二元对立的性别差异游戏，她们自己和自己构成差异，所以后现代思想大家齐泽克才说，“女人的本质”不是某种肯定的实体，而是防碍她成为女人的一个绝境，一个僵局。新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耶利内克的《钢琴女教师》，就是在书写这样的绝境以及绝境中的性别暴动。

    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齐美尔认为，女性本质比男人有着更加强烈得多的流动的性质，融化于日常要求的性质，针对纯粹个人生活的性质。正因为“女性典型的、内在生活的的形式，抗拒着我们称之为客观文化的种种生产价值”，这样一来，“女人的、太女人的”，无疑对既定的文化秩序具有不可忽略的颠覆性。恰恰是女性文化惟度的存在，将激发我们必须以某种更加敏感和精细的思考，去发现一种由女性创造的色彩丰富的客观文化理想。而在齐美尔看来，女权主义的平权运动，是保证这种理想文化到来之前的必须要完成的外在形式的平等，没有也不可能涂抹更加深层次的性别差异，而他把这种权利形式的平等看成仅仅是一种综合。

    齐美尔所说的“敏感和精致”，就是对一种“小差异的敏感”，而小差异，恰恰是后现代社会权力运行的节点，这些微不足道，但对权力发生结构性影响的“小差异”，如果得到尊重，那么，古典君主式的降临性的想当然的权力等级合法性，就会受到怀疑。这些板结状的单一权力板块，在消费社会，被堪与吸毒相媲美的消费游荡所拆解。而在百货公司、巨型超市、时装屋、品牌专卖店、水货老鼠街游荡着的女性幽灵们，释放出的迷失、失控和混乱气息，恰恰是在生产权力的同时，具备了抵抗另一种权力的性格特质。消费社会之所以性征化，一种是源于男人对商品/女人的重叠辩识，另一种源于女幽灵在消费行为中的显形。曾撰写《拱廊商业街计划》的本杰明，这个犹太金融家的儿子，性幻想的童年底片，就爆光于其父投资的巨型消费游乐场——冰宫（THEICEPALACE）。他在《柏林纪事》中写到：“（那里）人群中有个妓女，穿着一件非常紧身的白色水兵服，那占据了自此以后我多年的性幻想。在那些早熟之年，我知道，城镇不过就是一个能买东西的剧院……商品的巨洞——那就是城镇（TOWN）”。“洞”作为女人的性征意像，本杰明这个隐喻，非常耐人寻味，我们惊奇地发现，男根焦虑和文化焦虑，是怎样在修辞上自然而然地相遇了。那么，所谓文化的困境，其实就是男根文化对阉割的想象。困境的显现，使得男根丧失了其肉体深度，男根同样面临被符号化的命运，那么，消费社会的阴性化，使得某种不曾有过的心理危机——宏大叙事的破产，在性别的范畴里，是否就是某类性别自作自受的结果呢？！

    而在本杰明的另一篇文章《游手好闲者》里，干脆直接把消费社会的“恋物癖”，称之为商品在向所有的人卖淫。商品和诱惑相关，在欲望的基座上，批判“商品拜物教”的男性大师，批判的心理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来自性焦虑，因为对商品女人——妓女的性幻想是缓解性焦虑的权宜之计。那么，我们可以发现，由于某种肉体性的恐慌反应，批判商品和抵制女人，都是是为了克服恐慌，正如大多数男人对商场的厌烦一样，看着女人在那里像鱼儿一样的自由穿梭，满心欢喜，此刻，商品就是他们的情敌，这就是齐泽克在分析电影《钢琴课》时所说的，男人对“他者快感”所持有的绝望态度。而亲近商品的女人，就成了“道德秩序的内在敌人”。

    大部分男性思想家还在紧锁愁眉，如临大敌的时候，齐美尔却走在深刻的另一边，他告诉我们，应该有一门崭新的社会学——微观社会学。他只分析香水，但不去批判香水，他以一般男人所不具备的“精致和敏感”，去发现人和香水的内在关系。物质除了其本义和延伸意义之外，“如何改变了我们的感觉和行为方式”，另外一个思想家，一个法兰西农民的儿子鲍德里亚尔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和我们这里的农民儿子不同，没有在消费社会因为物质的蜂拥而至，因为某种晕旋和知识的局限而愤怒，他却以农民才具备的某种散淡和由此而来的好脾气，去接近物质的场域，在物质的现场，去描画现代人的精神地图，他说“某一个信息，首先是指向另一个信息，而不是指向真实的世界”。这另一个信息，是独立于前一个信息，它们二者之间并不构成某种因果关系，比如，因为物质，所以不再精神。这另一个信息，是符号的符号，在这样的自我繁衍，自我生成之中，任何力图想和流行事物保持距离的做法，是徒劳而富有戏剧性的。但鲍德里亚尔却让精神暂时处于零度状态——这近乎于精神的饥饿疗法，转过身去关心物质本身的戏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