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不同性见者》　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痛
反性骚扰、微观权力和性别政治

    在男权文化积累深厚的社会，女性经验一直是被遮蔽的死角地带。在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贫富悬殊所导致的分配倾斜的时候，当我们为暴力执法所导致的一个年轻生命突然消失而痛心疾首的时候，当我们集中火力声讨权力寻租的制度性腐败的时候，公共舆论的良心资源里，性别视角处于长期缺失的状况。这将导致社会人口中，一半的人群，她们的困境，她们的尴尬，她们有口难言的恐惧感在某种程度上，被舆论和法律所忽略，这种忽略，就是根植在男权中心土壤里的文化偏见，对女性的合法性伤害。一旦这样的伤害被装订在积习清单上的时候，就会成为我们常识领域里的逻辑化自动书写。在我们的批判意识中，越是日常化的权力运作，越是容易被我们所忽略。而任何强权机器得以运作的机制，就是和每个权力零件自动运转的行为惯性息息相关。公共领域的性别知识真空到什么程度，只能说明我们的权利意识麻木到什么程度。不要奢谈社会的进步，我们为什么不以匍匐在地的高度，去问问我们身边的姐妹、母亲、女儿、女同学、女朋友、女情人、女同事，你们最害怕什么？

    而这样的伤害，被内在化成女人的命运故事，为了避免这命运的发生，大部分的中国家庭，女婴的诞生和男婴的诞生，其情绪和氛围上的区别，是每一个人心知肚明的中国经验。我曾问过很多准爸准妈，他们说，当然是男孩好呀，男孩少操心嘛。那么女孩为什么让我们费心，都说女孩比男孩早熟，早熟应该更让父母省心才是，他们操什么心呢？我们把性别文化中的权利失衡所导致的恶性结果，转嫁到女人头上，你身为女人，你就该承担性别麻烦。麻烦是一个迂回的说辞，就是说，女人所遭受的伤害是与生俱来的，你唯一的错，就是你生为女人。在上个世纪初最荒谬的审判中，法官居然说，你遭强暴，是因为你穿着暴露，更直接的说法就是，你活该。

    备受非议的女权主义，被男性哲学家常常指责为政治文化中的“种族隔离”，女人到底是一个特殊族群还是一种特殊的阶级，这样的责难会让女人发笑。她们的经验让这样的责难成为了一个假问题。女人站在差异的这一边，就是被我们常常提到的文化多元，承认文化多元，就是对差异性经验有足够的同情的理解。那么在妇女权益保障法中所提到的消除男女退休年限的差异，岂不和这差异性相矛盾吗？

    差异性不是一个超验的概念。正如我们常常用素质水平的差异来敷衍选举问题一样，什么时候尊重差异，什么时候消除差异，尊重差异是赋权，消除差异是平权。我们所尊重的差异，针对的是少数和弱势人群的差异，比如同性恋的人群比例相对小，我们不能因为异性恋的主流价值而取消他们恋爱的权利。性骚扰中的女性，是处于相对弱势的情景中，比如空姐之于男乘客、女下属之于男上司、宾馆女服务员之于男住客，还有同一辆公共汽车里的女乘客之于男乘客，虽然不象前面几项情景中有明显的权力优势，但大部分的性骚扰恰恰是在公共汽车和地铁上发生的，一种性别的绝对优势观念，常常让女人们防不胜防。在这些权力实施的微观场景中，骚扰就是对身体尊严的侵犯，违背了女人自己的主观意愿。如果在性骚扰没有立法之前，不被禁止的行为就是合法的，那么平权的理念逻辑就会推导出，女人也可以对男人进行合法性性骚扰，显然，男人们又会不服气。即使他欢迎骚扰，也是一个性别优越者的沾沾自喜，即使违背他的意愿，在我们的文化中，他一样以为他占了便宜，这就是男权文化中的男人，他们总是左右逢源。毕竟在权力分配上，让女人有权性骚扰的机会太少。性骚扰立法，就是赋权于女人，就是让某种处于绝对优势的权力受到限制，让女人们可以昂首挺胸，在她昂首挺胸的时候，她的感觉是安全的，自在的，当女人说“不”的时候，她不再惊慌失措。

    但愿反性骚扰是一个历史阶段性的立法，性文化中的弱势并不代表这个群体在智力和能力上的弱势，女人55岁退休，而男人60岁退休的预设前提就是，老龄女人想当然地比老龄男人更早的衰退，在年龄门槛上，限制了女人继续工作的权利。平权就是消除对女人的年龄歧视，因为能干的老龄男人和能干的老龄女人，或者不能干的老龄女人和不能干的老龄男人同样的多，也同样的少。如果有女性提前衰老的表象，那也是文化叙述的结果，在我们的文化中，女人30岁以后，就老了。是否老，不是生理的，也不是智力的，是文化对于女人的强迫性暗示。

    女性经验的被遮蔽，还让反性骚扰立法出现这样的争议：男人在和女人的相处之中，他们的行为界限在哪里，那些关乎风月，何解风情的私人经验，该怎样表达呢？非常人性化的调情，是不是就成了惊弓之鸟了呢？这个疑难问题就是完全男性中心的，因为他们长期混淆了强迫和自愿的概念，女人的被动身份让女性处于零意志状态，或者女人也只是他们想象中的女人，在性知识文本中，或者有性描写的读物里，女人其实是不存在的，她们被简化成尤物，这个尤物长期的沉默和顺从，在一种反弹力效应中，造就了男人的粗鲁和无知。是时候了，我们的文化是否也该想想，女人是怎么回事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