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道器并重的中华元文化
“道器并重”的文化

    从源头上看，中华民族与其他民族有两大重要区别：一是特别善于发明创造，二是在天地起源问题上没有造神。发明创造的哲理集中在一个“器”字上，天地万物演化的哲理集中在一个“道”字上。

    先谈“器”。《圣经》中的亚当与夏娃，一出生就有了属于自己的伊甸园。伊甸园是丰美的，里面应有尽有。希腊神话中的第一代人为黄金一代，黄金一代的人在神的恩赐下过着与神一模一样的幸福生活。亚当、夏娃与黄金时代的希腊人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都不需要动手动脑就可以过上幸福生活。中华大地上的中华民族却没有这样的幸运，不但没有伊甸园，而且还面临着恶劣的局面：天上有漏洞，地上有洪水，水中有蛟龙；日常生活中没有火，没有房子，没有粮食，没有衣裳，没有车船……要想过上幸福的日子，需要人去补天、治水、除蛟龙之害，需要人去取火、筑巢、发明衣裳、创造车船、种植五谷……所以，在中华民族的开端之处，出现的是一系列有关发明创造的人和事。《淮南子•览冥训》中有“女娲补天”的故事，《管子•轻重戊》、《韩非子•五蠹》中有燧人氏“钻木取火”和有巢氏“构木为巢”的故事，《周易•系辞下》记载了伏羲氏、神农氏、黄帝、尧、舜发明网罟、耒耜、衣裳、车船、臼杵、宫室、弓矢、宫室、书契的故事，《尚书》与《诗经》中记载了大禹治水和后稷培育五谷的故事……万能之神没有光临中华大地，没有降福于中华民族，幸福生活必须由自己来创造，途径有两条：一是纯粹用体力；二是体力与智力相结合。中华先贤走的是体力与智力相结合之路。当普罗米修斯从天上偷火时，东方的燧人氏早已用智慧从木头上钻出了火。不同的故事，反映出了不同的行为特征，实际上也就是两种文化的不同特征。动脑动手发明出各式各样的器，然后用器去克服生活生产中遇到的困难。从《管子》、《易传》、《韩非子》中可以看出，每一件新器具的出现都会给人民带来幸福，每一件发明创造都会推动天下向前迈进一大步。中华先贤把一切先进生产工具、生活器具、自卫武器简称为“器”。商朝之前的贤哲迟任就明白一条哲理：“朋友是旧的好，器是新的好。”所以，《尚书•盘庚》中留下了一句常看常新的格言——“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经验可以导致发明，哲理同样可以导致创造。如果说经验导致的发明创造往往带有偶然性和单一性，那么，哲理导致的发明创造往往带有前瞻性、系列性、循序渐进性与触类旁通性。所以，中华先贤既重视具体的发明创造，更重视发明创造哲理的总结与归纳。《周易•系辞传》中出现了发明创造的系统哲理——“尚象制器”。一个“象”字具有双重意义，一是天地万物所表现出的形象之象，二是从形象之象中归纳出的抽象之象——卦象。形象之象大到天地，小到猫、狗、鱼、蛇以及一花一叶；抽象之象有太极、八卦与六十四卦。形象之象千奇百怪且日新月异，抽象之象包罗万象，简单而深邃。所谓尚象制器，就是仿照形象之象与抽象之象本身及其揭示出的原理去进行新器具的发明创造。

    再谈道。同时打开世界上影响最大、最悠久的几部经典，第一页上几乎是同一个问题，即天地万物与人的来源问题。犹太人的祖先用一个万能的上帝、阿拉伯人的祖先用惟一的真主做了回答。前苏格拉底的哲学家把水、气、火、土这些个别的、具体的事物当做万物的本源，释迦牟尼以内因之因与外因之缘这两种因素解释了万物起源，惟有我中华先贤用阴阳两种抽象符号解答了天地起源问题。阴阳最先以两爻形式出现，文字出现之后，一阴一阳被界定为道。在《周易》里可以看到，天地万物形成于阴阳两种元素相互作用引起的变化之中，这种变化有三种表达方式：一是阴阳两爻的有序变化，变出了八卦和六十四卦；二是数字上的有序变化，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三是文字中的有序变化，即“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道和上帝在造物功能上具有了相同的意义，这里就是生生之源。中华先贤面对茫茫宇宙问“为什么这样”，答案中没有万能的上帝，而是给出了一个自然之道。道，是宇宙观。

    正如《圣经》主张人法上帝一样，中华文化主张人法道。《圣经》与《周易》的表达方式不同，实际意思一样：只有生生之源才有资格成为人的效法对象。“朝闻道，夕死可矣”，孔子如是说。“人法天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如是说。道中蕴涵着丰富的人生哲理。中华先贤面对茫茫人生问“应该怎样”，同样结论在一个“道”字上。道，又是人生观。

    生生之道中既蕴涵如何做人的道理，又蕴涵如何做事——发明创造——的道理。上帝反对人的一切发明创造，人至今不能、永远不能赎清的原罪，就是因为老祖母利用无花果的叶子制造了最简单的衣裳。同样的人，不同的语言，是因为造通天塔被上帝惩罚的结果。道不但不阻止人的发明创造，而且从各个方面、在各个领域内启迪人们去尽情地进行发明创造。道、器之间是可以转化变通的。《周易•系辞传》两次谈到阴阳之道与制器之间的源流关系：其一，“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其二，“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在认识道、崇尚道的基础上，运用道揭示的原理创造器，这是源头中华文化的精髓。中华大地上最早产生出的天文学、礼乐、中医学、中药学、军事学、建筑学、数学、围棋以及炼丹术即基础化学均以阴阳之道为母源。道，既可以化出文明之人，又可以化出先进之器。道，是文化与科学的统一体。

    道之理体现在昼夜变化中，体现在春夏秋冬四时循环中，体现在草木鸟兽繁殖成长中，体现在选贤任能的有序更替中，体现在自强不息的求新中，体现在事物的先后秩序中，体现在理论的创建与器具的发明创造中……文字中的变化之道告诉人们一种与时偕行、易穷则变、唯变所适的思维方式。更为奥妙的是，变化之道还体现在阴阳两爻的无穷变化之中。阴阳分裂而变是变化的法则，法则是一定的，但阴阳交互变化的方式是可变的。阴阳两爻在八卦中的位置稍有移动，就会引起无穷的变化。中华先贤名下之所以记载那么多的发明创造，与这种变化的思维方式是密不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