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读出的困惑
读近代、现代书读出的困惑（8）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和平”、“革命”、“文明”、“光明”、“变化”、“变通”、“忧患”、“否极泰来”、“革故鼎新”、“彰往察来”、“居安思危”、“易穷则变”、“与时偕行”、“触类旁通”、“修辞立其诚”、“同归而殊途”，这些日常用语与人生哲理均源于《周易》，它与现代的联系无法割断。写春秋不写冬夏，买东西不买南北。阴阳、五行演化出的哲理时时出现在口中与笔下，遗憾的是我们“日用而不知”。传统与现代的联系不能割断，世界上其他民族寻求复兴之路首先要复兴文化，不知为什么中国的志士仁人死死认准了这样一条路——民族复兴必须以牺牲中华文化为代价。这是笔者一直困惑的问题。

    笔者与小波先生年龄相仿，经历大体相似，所以十分喜欢他的杂文随笔。王先生针砭时弊的文章，我大都赞成，但我不赞成他对中华文化的评价，尤其不赞成他对阴阳五行与《周易》的评价。为了与小波先生讨论这一问题，我下了几年功夫查阅资料，遗憾的是，不该走的却早早地走了。如今天人两隔，使我失去了当面请教与争论的机会。

    二十一

    打开现在的书报，迎面而来的信息是艾滋病、非典型肺炎、疯牛病，禽流感……小小的病毒产生出了花样翻新的疾病，让全人类处于惊恐不安之中，明天不知又会出现什么疾病。

    为了制服疾病，科学家、医学家正在夜以继日地忙碌，这是应该歌颂的。但仅“就病论病”、跟在病毒后面研究，够吗？研究日益烦杂的病毒而没有文化研究者的参与，够吗？

    “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预防为主，这是《黄帝内经》的基本原则。《黄帝内经》认为，“已病”之时才去关心疾病，犹如“渴而穿井，斗而铸锥”，落后于实际需要，所以必须注重“未病”。“未病”时的关心，首先体现在“道”理即文化的普及上。疾病发生于身体，而根源往往出在教化的疏漏上。

    以艾滋病为例。“物从其类”是《周易》与《圣经》共同关注的问题。《圣经》开篇之处，“物从其类”出现有十次之多。《周易》第一卦中就含有“物从其类”、“方以类聚，物以群分”的哲理。亚当与夏娃属于一类，人与猩猩不是一类，乱了“类”，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关心艾滋病患者是应该的，但医生关心的已经是“末”，“未病”时的关怀才是“本”，根本处的关心应该体现在文化教育上。如果“物从其类”的文化得以普及，艾滋病也许能够避免。

    以疯牛病为例。牛本来是食草动物，可西方的专家偏偏要用骨粉来喂牛。骨粉与青草不属于一类。乱了类，就必须付出沉痛的代价，疯牛病来了。人类的小聪明欺瞒不了慈爱而严肃的自然法则。违反法则，必须受到自然的惩罚。

    以非典型肺炎为例。《周易》、《周礼》、《礼记》、《道德经》、《论语》、《管子》里均涉及到“吃什么”、“如何吃”以及“如何做”的饮食问题。《黄帝内经》对可食用的东西进行了严格划分，分出了可以入口的五谷、五菜、五果、五味、五畜。《周礼》、《内经》中已经有了“春宜酸，夏宜苦，秋宜辛，冬宜咸，调之以甘”的调味原则。《论语》中孔夫子有“鱼腐烂了不食，颜色难看的食品不食，气味难闻的食品不食，没有酱醋调味的食品不食，肉割不正不食”的饮食原则。男子40岁以后、女子35岁以后才需要滋补，但滋补并不能随心所欲，而是滋之有时、补之有序。《内经》中的养生原则是“春养肝，夏养心，秋养肺，冬养肾，长夏养脾”。烹调技艺与治国方略相似相通，在《道德经》与《春秋左传》里，老子与晏婴以烹调技艺为例讲解了治理天下的大道理。

    饮食文明源远流长，真正的饮食文化并不是体现在“什么都敢吃”的狂妄中，而是体现在“该不该吃”、“什么时候吃”以及“怎么吃”的规矩里。中华饮食文化里不包括珍禽野兽（入药是另外一回事），更不包括果子狸。“天上飞的不吃飞机，地上跑的不吃火车；四条腿的不吃桌子，两条腿的不吃爹妈；硬的不吃石头，软的不吃棉花。”有人如此赞美广东的饮食文化，这哪里是什么文化？分明是毫无规矩的饮食“乱化”。非典型肺炎之所以发生在广东，直接原因是果子狸，根源却出在饮食“乱化”上。如果不普及真正的饮食文化，可以断言，以后还会发生由X狸Y狸引起的X炎与Y炎。

    疫病产生的原因有二：一在天，二在人。天气反常会引起疫病。《礼记•月令》曰：“孟春……行秋令则其民大疫……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吕氏春秋•孟春》曰：“孟春……行秋令，则民大疫。”天气反常与人体疾病之间的关系，在《黄帝内经》中几乎占有1/5的篇幅。气候反常就会引起“疾疫”，人违背了“道”理的胡作非为也会引起疫病，例如战争，例如“乱类”，例如不合“道”理的饮食无节、以酒为浆、醉以入房……

    道之理并非神秘之理，而是自然法则。法则无语，却有无穷威力，会惩罚一切挑战者。“敬之则昌，慢之则亡，无道行私，必得夭殃。”疾病之内是病毒，疾病之外是文化。先讲道理，再讲医术，是《黄帝内经》的特色，也是中华文化的特色。疫病的防治，只重视科学手段而忽略文化教化，行吗？

    二十二

    2004年的贺岁片是《手机》。

    手机是眼下时代的特征。稍加统计就会发现：电影人物通过手机所讲的话，90%以上都是假话。笔者周围很多人喜欢《手机》，原因是“真”——真像眼前的实际生活。本文此处要讨论“真不真”与“该不该”的关系，即：真是如此，但应该如此吗？

    手机作为现代科学的产物，其第一功能是传话，“什么话”都可以传递。但手机却不能告诉人们“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也不会告诫人们不要说假话。由《手机》引起了东西方的两个老话题：

    其一：会说话的就是人吗？孔子在《礼记•曲礼》中划出了人与禽兽的分界线——礼。《曲礼》：“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孔夫子以“礼”为标准将一些人划出“人”外，归入禽兽之列。会说话的不一定是人！对照《手机》里的人，“礼”有没有现实意义？

    其二：科技给人类带来的仅仅是利益吗？在理性主义思潮盛行时，海德格尔敏锐地预见到，科学主义与技术主义在给人类带来极大利益的同时，也会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并最终危及到人类本身。短短几百年过去了，人与自然的危机已经被沙尘暴、污水、臭氧层空洞所证明，人本身的异化已被《手机》所揭示。如何评价海德格尔的预见呢？

    科学求真，科学求出来的“真”东西——电冰箱、电视机、汽车、原子弹、导弹、互联网、包括手机——充斥在生活的各个角落，可是，这些“真”东西里面却没有“礼”与“理”。手机里没有“女有家，男有室，无相渎也，谓之有礼”的礼，互联网不能告诉上网者“动物只有欲望，而没有思维”的理。科技的确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物质利益，但根本利益——干净的水、干净的空气、恬静的自然环境——却被抛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