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古代书读出的困惑
读董仲舒读出的困惑

    董仲舒从三个方面对道进行了巧妙改造，一是变换了阴阳关系，二是将变动之道使人误解为不变之道，三是否定了阴的伟大功能。

    阴阳关系，从《周易》到《礼记》、《道德经》、《黄帝内经》，部部经典都把阴阳关系定位在合和关系上。换言之，中华先贤所认识的道是阴阳合和之道。描述阴阳关系最著名的论断有这样几个：《道德经》中的“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周易•系辞传》中的“一阴一阳之谓道”与“阴阳合德”。《国语•郑语》中的“和实生物”。《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中的“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两者不和，若春无秋，若冬无夏，因而和之，是谓圣度。”而董仲舒偏偏把阴阳合和之道变质为阳为阴纲之道。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基义》一文中写道：

    “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妇为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

    这里的阴阳关系是纲目关系，即阳为纲、阴为目的关系。正是这一细微的变化，使“一阴一阳之谓道”变质为“阳为阴纲之谓道”。

    形而上的阴阳合和，形而下的人际合和。《周易》以阴阳关系论天地关系，以天地关系论男女、夫妇关系。由阴阳合和平衡论出了天地合和平衡；由天地合和平衡论出了男女、夫妇合和平衡；由家庭合和平衡论出了天下和平。“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家和万事兴”、“和气生财”、“天下和平”、“协和万邦”，这些流传千古的格言句句与阴阳合和有着血缘关系。阴阳合和之理是终极之理，是所有人必须遵守的道理，君王也不能例外。道被董仲舒变质之后，产生了形而上的阳为阴纲，形而下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君叫臣死，臣不死为不忠。”“父叫子死，子不死为不孝。”“娶来的媳妇买来的马，任我骑来任我打。”这些惨无人道、毫无道理的格言，句句都与阳为阴纲有着血缘关系。在阴阳合和的哲理中，道位于君之上，天位于君之上，民位于君之上。在阳为阴纲的谬理中，君就是道，君就是天，君位于民之上。阴阳合和的哲理育人，育出的是善于思考的理性之人。例如忠君，臣与民忠君是有条件的，首先要看君贤不贤、仁不仁。阳为阴纲的谬理育人，育出的是善于服从的动物。臣与民忠君是无条件的，不管是文盲项羽还是无赖刘邦，不管是“何不食肉糜”的晋惠帝还是“乐不思蜀”的刘阿斗，只要他坐到君的位置上，臣与民就会自觉以其为纲。以君为纲，偶尔遇到一个智商高的皇帝，中华大地上就会出现瞬间的繁荣。但是两千多年所出现的三百多名皇帝中残暴者多、愚蠢者多、低能者多，以此类愚蠢低能之君为纲，中华大地上演出了一场又一场自我毁灭的灾难，中华民族哪里还有先进强大的机会呢？

    道是生生之道，天是变化之天，这是《周易》里的基本常识。形而上的道在运动中产生天地，天地在运动中产生万物与男女，万物与男女在运动中繁衍了一代又一代。变动、变化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描述道的运动状态，《系辞传》中一有“生生”之论，二有“屡迁”之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 “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组成卦象的爻就是用来表述变动之道的，如《系辞下》所言：“道有变动，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杂，故曰文。文不当，故吉凶生焉。”道是变动之道，文是变化之文，天是变化之天，人应该是变化之人。如《系辞上》所言：“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地变化变出新的万物，圣人变化变出新政、新工具、新习俗。董仲舒在汉武帝面前以道论政，把生天之道变质为天生之道，把变动之道变质为固定之道：“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汉书•董仲舒传》）从此，维新之政、日新之政变成了僵死之政——凡是祖宗的东西，一切都不宜变动或不能变动。这种思维方式类似于昨天的“两个凡是”。坚持这种思维方式，中华民族除了一步步落后，还有其他路可走吗？

    阴与阳在造物过程中具有同样的功能，具有同等的功劳，这是《周易》的基本立场。描述阴阳同功，描述阴阳之间须臾不可分离，有四个著名论断：一是老子的“万物负阴而抱阳”；二是《周易•系辞上》中的“一阴一阳之谓道”；三是《黄帝内经•邪气脏腑病形》中的“阴之与阳也，异名而同类”；四是《黄帝内经•寿夭刚柔》中的“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在大到无外、小到无内的物质世界中，处处体现着阴与阳的共同作用与不可分离性，而董仲舒偏偏否定了阴的作用，而且将阴阳两分。“阳常居大夏而生育长养万物，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这句话在《春秋繁露》中反复出现过多次。在“三纲”的理论中，臣属阴、子属阴、妻属阴。形而上的阴可以置于“空虚不用之处”，形而下的臣、子、妻作用还能正常发挥吗？无视大多数人的作用，天下如何前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