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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古代书读出的困惑
读《战国策》读出的困惑

    《周易》将人划分为四种类型:圣人、大人、君子、小人。前三种人尽管称呼上有差别,但基本特征是一样的,他们都是效法自然、崇尚天理地理的人,都是谈道制器的人,都是发展生产、创造生活的人。《周易》里的小人与儒家文化中的小人不一样,他们不是劳动者,而是积恶不积善者。

    《战国策》中出现了一类新人——游士。游士不讲道,不讲器,不讲仁,不讲礼,不事生产,专靠三寸不烂之舌游说列国挑动事端,而后从中渔利。典型例子就是众所周知的那个苏秦。

    苏秦先游说秦国,鼓动秦王“并诸侯,吞天下”。游说失败后,马上游说六国联盟对付秦国。游说成功,被赵国封相,之后又挂上了六国相印。在苏秦这里,没有一定的原则,只有灵活的方法。张家不用李家用,秦国不用六国用。这种另类人才,在礼崩乐坏的战国时期,如雨后春笋般纷纷破土而出。

    与苏秦齐名的游士是张仪。张仪与其妻的一番对话,活灵活现地刻画出了游士的模样。张仪初入道时,混迹于楚国相国门下,因怀疑其为小偷而被打得浑身稀烂,其妻笑话说:“嘻!子毋读书游说,安得此辱乎?”张仪回答出了流传千古的名言名句:“视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仪曰:“足矣。”《史记•张仪列传》记载了这一段精彩对话。舌在资本在,有三寸不烂之舌何愁换不来荣华富贵?这里没有道理——天理、地理与人理,没有羞耻之心,没有善恶之别,没有是非之判断。有什么呢?只有舌的无限功能与名利两面的无穷追求。苏秦鼓动六国合纵对抗秦国,张仪则鼓动秦国连横吞并六国,两个人把神州大地搅成了一锅粥。

    在《尚书》里可以看到,圣人之君启用的是贤能之臣。尧时代重用的是天文研究者与水利研究者,舜时代重用的是法律研究者与伦理研究者、诗歌礼乐研究者与良种培育者,禹时代重用的是善于治水者与地质地理研究者。在尧、舜、禹时代,游士这种不懂天文、不懂治水、不懂百谷、不识礼乐、专事挑拨的家伙肯定得不到重用,但在战国时期这种另类人才全部得到了重用,而且享尽了人间的富贵荣华。

    《尚书》中的事实与道理是:先有圣人之君,然后有贤能之臣,这样的君与臣齐心合力为天下人民创立了一件又一件的大功劳。《战国策》中的事实与道理是:先有无耻之君,然后有无耻之臣,这样的君与臣在中华大地上制造出了一场又一场灾难。对照《尚书》,游士明显属于无耻之臣,对照《周易》的四种人,游士明显属于积恶不积善的小人。

    笔者读《战国策》读出了很多困惑,这里只能谈以下几个:是什么文化孕育出了游士这类人?文化基础何在?《周易》、《周书》、《逸周书》产生于周朝早期,《战国策》产生于周朝晚期,周朝早晚期文化之间为什么会发生质的变化——早期讲天道民心,晚期讲阴谋诡计?晚期相对于早期,时代的确向前发展了,但后人为什么会落后于先人?周之先人,无论是后稷、文王还是武王、周公,无疑都是优秀的人物,周之后裔,无论是周天子还是诸侯国君,大都是些不堪的人物,优秀之祖先为什么繁衍出如此不堪之子孙?周代先人深知选贤的重要性,可为什么在实际中没有实行呢?死死地把持着天子之位,实际上既贻害天下又贻害子孙,聪明之周人为什么也没有跨出这一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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