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古代书读出的困惑
读《岳阳楼记》读出的困惑

    《岳阳楼记》之“好”，“前人之述备矣”，笔者在此不再“接着说”。笔者此处的问题有二：一、先天下之“先”应至于何时，后天下之“后”又应止于何时？二、天下事，仅有士之忧，够吗？

    天下事如果只有士之忧，则很难实现任何目标。以“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这一目标为例，从孔夫子开始追求，一直追求到孙中山，实现了吗？究其失败的原因，是不是只有士之忧而无王之忧的缘故？由此可见，只有士之忧而无王之忧，“天下为公”的目标只能是一个美妙的童话。

    如果以孔夫子为先天，以孙中山为后天，那么先后天之间相距了两千多年，只见有“先天下之忧而忧”，谁见了“后天下之乐而乐”？没有时间的规定性，那么后天之乐的目标是不是就成了一条永远无法企及的射线？

    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脱胎于孟子的“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两者对比，马上就会发现三个不同点：孟子所讲的是王之忧乐，王应该与民同忧同乐，忧在现实中，乐在现实中。范氏所讲的是士之忧乐，忧君忧民，忧在先天，乐在后天。孟子强调的是为君的责任，范氏强调的是为臣的责任。孟子讲究的是现实，范氏推崇的是未来。具体不同，出发点却是一致的：都企盼天下是有乐无忧的天下，都企盼天下是上下忧乐一致的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