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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我说了-谁搞乱了中国足球》 第三部分 春节临近,大家似乎都在忙着准备过年,先前轰轰烈烈的足球打假扫黑也渐渐平静下来。 2月2日晚,我突然接到总局监察局副处级监察员梁效平的电话,他告诉我说,总局将派两位监察局副局长带队的调查组后天到杭州调查足球黑哨。 我回了他一句“你们终于来了,你们还信得过我们?”梁效平突然严肃起来,问我什么意思?后来见面的时候调查组组长笑着对我说,“你说那句话的时候我就在电话机旁,你有情绪,我能理解。”听到这话,我当时的确是既高兴又有情绪,但工作还得做。第二天一上班,我马上召开党组会,把好消息通报给大家,并研究接待和配合事宜。体育局党组决定,由办公室准备汇报材料,由监察室负责接待和联络,将调查组安排在紫云饭店,并注意保密。会后我向鲁松庭副省长汇报了此事。 省体育局发现,总局派来的监察局的两位副局长名字很陌生,经局监察室主任潘善泰与总局监察局核实,监察局接电话的同志表示,调查组的事情他知道,但这两位副局长的名字没听说过。 2月4日,调查组一行来了4个人。他们是组长徐槟,副组长赵建平,成员梁效平、李东升。下午,体育局党组成员在紫云饭店与调查组开见面会。我代表省体育局对调查组表示欢迎后,汇报了浙江省体育局打假扫黑反贪的起因、目的、进展的情况,办公室将省局掌握的材料移交给了调查组。 调查组组长徐槟表示,他们是受总局党组委托,来杭州调查足球裁判接受俱乐部钱的事情。并透露,中国正在酝酿成立体育竞赛监察委员会,加强对体育竞赛综合监管的力度,欢迎来自方方面面的监督。晚上,省体育局举行简单的欢迎宴会,徐槟告诉我,来之前就很敬佩我的勇气。省体育局发现他们来的4人中有中国足协的官员李东升,便个别向调查组提出请求其回避的要求,调查组接受建议,第二天李东升便回到北京。 从以后几天的交往中,我和我的同事们发现,这个调查组不是总局派来的,而是中央派来的,负责人是中纪委、铁道部的纪检干部。这次来头不小,高层已开始重视并实际行动了,大家都很振奋。 省体育局将调查组的来意和真实身份及时向鲁松庭副省长作了汇报,鲁省长也很高兴,指示要全力协助和配合。调查期间,鲁松庭副省长又在汪庄“夕照厅”会见和宴请了调查组的成员。调查组并不回避其真实身份,会见和宴请的气氛非常好,双方都对省体育局和我的行为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此次来的副组长赵建平是曾参与陈希同案、厦门远华案等要案侦查侦破工作的老纪检干部。他对我说,这次绿城总体配合得不错,情况已基本摸清了。要把全国所有的问题都搞清楚,要把违纪违法的俱乐部、裁判、有关官员的问题查清楚,都进行处理,看来很难。但至少可以抓出几个,有个交代,先取得阶段性胜利。从他们接触的情况、工作的实际看,阻力还是很大的。 我对此番话感同身受。 2月7日晚,调查组一行来到浙江体育大厦14楼我的办公室,一落座徐槟就对我说,我们已经来了5天了,绿城的问题基本查清,对浙江省体育局和你本人在调查工作中的支持、配合表示感谢;他同时告诉我说,宋卫平的交代还有“尾巴”,从账上看,退回的不是4万,而是8万,现在还没有突破,想从陈局长口里得到旁证。 我分析认为,这很可能是宋有意想减轻彼此的责任。谈话时,梁效平做了笔录,我在笔录件上签了字。 离开我的办公室,已是11点钟,调查组又连夜找了宋卫平、沈强分别谈话。 2月8日,中央调查组结束了第一阶段的调查取证工作,返回北京,此时,离春节只有3天。 一个月后,调查组二下杭州调查取证。此次调查组采取的是“调虎离山”计,把宋卫平叫到北京,同一时间调查组南下。在北京,宋卫平用很低沉很沮丧的声音给我打电话,说他这次到北京直接面对的是公安部。我告诉他,这样你就更应该争取主动,不要再留尾巴;在杭州,此次带队的是副组长赵建平,跟我说明来意后就直接找俱乐部总经理沈强。至此,有关绿城的一切都在调查组的掌握之中。我的心宽了,黑夜终于露出了曙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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