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古代名人的后代》　第三部分
28世孙范敬宜：著名新闻工作者

    1951年，范敬宜步入新闻界，曾任《东北日报》、《辽宁日报》编辑、农村部副主任、主任、编委等职。1953年任《辽宁日报》副总编。1957年反右运动中曾被错划为右派，“文化大革命”中又下放农村劳动。1984年任文化部外文局局长，1986年任《经济日报》总编，1993年任《人民日报》总编，1998年任全国人大常委、人大教科文卫委员。2002年被聘为清华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教授。

    范敬宜可以说天生地与新闻事业有缘。少年时代的范敬宜体弱多病，为了他的身体，父母不让他上学读书，而范敬宜一有机会就背着父母和孩子们一起上学去。因此，母亲只好把他锁在家里，小敬宜只好从窗口里看着别的小伙伴天天背着书包高高兴兴上学去。关在家中寂寞难耐，他就看上海发行的《申报》和《大公报》，还学着这两张报纸的样子，在家中自己办起了一张手抄的小报。因为他的家就在上海一处叫静园的弄堂里，小报所刊登的内容也是发生在这小巷的故事。因此，他将这张报纸取名《静园新闻》，读者对象也是他家的一些邻居，不过这张报纸是免费“秘密发行”的。

    少年范敬宜有一双捕捉新闻的利眼。据范敬宜先生后来说，那时他在小巷中常常看见一个在外国一家通讯社工作的姓王的记者，每天下班后，在弄堂口边的小摊上总要偷偷地吃上一碗馄饨，他边吃边东张西望，生怕有人看见了他。对此事，范敬宜写了篇《王大胖背儿女偷吃馄饨》的“报道”，并在自己的小报的头版头条刊登了，然后，又将这份报纸塞到这位记者家的门缝里。姓王的记者进门看到了这份小报，知道此事是范敬宜所为，于是找到范敬宜的母亲，范敬宜的母亲只好向这位姓王的记者赔了不是。临走时，这位记者还说：“你家的这孩子，如果不好好管教，将来必闯大祸不可！”

    1951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的范敬宜，从小就与新闻事业有着不解之缘的他，进入《东北日报》（后改名《辽宁日报》）当了一名记者。从此，开始了他人生的新闻生涯。

    1957年，年仅26岁的范敬宜被错划为右派，“文化大革命”中又遭受沉痛打击，全家下放到辽西建昌县一个十分落后的山村。在这里，他除了白天和社员一身泥，一身汗一起下地劳动外，更加深入了解到农民质朴、善良、诚实、乐观的品质，这对他的教育很大。晚上他还在油灯下写作，虽然他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但仍然坚持用笔名在报纸上发表了不少文章。

    一天，建昌县委书记来到范敬宜所在的生产队，偶然碰到了这个从省城来的“右派”，发现他是一位很有才华，又是一位与贫下中农有着深厚感情的青年时，就千方百计把他调到了县里。在县里工作期间，他跑遍了全县所有的公社和大队，深入进行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那时县委的许多文件和重要报告，都出自他之手。

    1978年春，全国政治形势虽然有了些好转，但范敬宜的“右派”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辽西建昌县委根据范敬宜的实际表现，决定吸收他入党。“右派分子”入党，当时这在全国尚属首例，建昌县委的这一大胆举动，在那极“左”思潮泛滥之时，使不少人敬佩不已，也有人为这位县委书记担心。当有人问这位县委书记，你不怕戴上为右派分子翻案的帽子吗？可是这位书记说：“我们根据范敬宜的历史和现实表现，接受他入党完全不违反党章，如果将来说这样做错了，我首先戴高帽子，挂牌子去挨批斗。”县委书记的这一种唯实精神，给范敬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75年冬天，范敬宜随县里一个参观团外出学习，返回途中在北京停了一夜，住在郊区的通县。借此机会，范敬宜找到了大学时代的同学，多年不见，要说的话自然很多，直谈到天黑时，才与同学告别。来到车站，去通县的车已收班，借此机会他索性就来到他多年向往的天安门、长安街、王府井及人民日报社当年的大楼前。从小就憧憬当一名新闻工作者的他在想，在这里工作的人们该是多么幸福！同时他内心又有几分感伤，这对自己来说，永远是一个梦！

    逛完长安街，此时已是午夜时分。无处投宿的范敬宜，便来到北京火车站，在一个靠着柱子的椅子上刚刚睡着，一个值勤警察用脚边踢边说：“起来起来！别在这儿睡觉。”此时的范敬宜，简直就像个流浪汉，只好躲开警察，找到车站的另一角落，度过了这个漫漫的长夜。

    谁也未曾想到，这个当初被警察驱赶过的“流浪汉”，18年后居然登上中国新闻界的老大——《人民日报》的总编辑的宝座，实现了自己人生的梦想。这一戏剧性的变化，使他更加珍爱人生，珍爱自己的事业，珍爱他的人民和祖国，不过他永远保持着他的先祖的那颗“仁人之心”。

    范敬宜先生少年时代曾师从于著名画家，吴门画派的杰出传人樊伯炎先生学画，深得吴门真传。已故的著名画家王个先生当年看了他的画，大发感慨：“此生将来必夺我画人一席之地！”王先生真是慧眼识俊才，其预言何其准确。

    评价范敬宜先生，用古人的话来说是一个“三绝”式的人物，他诗、画、书无不精通；用现代人的话来说，学富五车，多才多艺。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称他是“四绝”人物，理由是，范敬宜对西方文化研究颇深，“是古人难以望其项背的”。季羡林先生读了他的《敬宜笔记》后，作了这样的评语：“没有半句假话、大话、空话、废话和套话！”还称他的文章达到了“四真之境”，即“真实、真切、真诚、真挚”。

    新华出版社还出版了《范敬宜诗书画》一书，著名红学家冯其庸先生为此写了《诗书画一体，赋文韵三绝》一文，给予范敬宜的诗书画以高度评价：“以诗而言，情韵相生，久读不厌；以书而言，功夫深厚，出笔就见法度；绘画而言，前辈大师曾如是评说‘卓矣范君’。”

    范敬宜先生不仅心中时刻牢记先祖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教诲，而且对那些喜欢先祖名篇《岳阳楼记》的人，更是厚爱有加。

    1998年夏天的一天，时任武汉电视台台长的赵致真先生在北京召开了一次有关儿童科技片的研讨会，参加此会的有报业界著名新闻工作者范敬宜先生。中午，在餐厅吃的是自助餐，席间大家都端着饭菜朝范敬宜先生围过去，其中就有赵致真。话题一会儿自然谈到了范仲淹和他的《岳阳楼记》，赵致真随口说道：“上初中时，曾和同学们比试谁能一口气将《岳阳楼记》背下来，我那时一口气居然能将它背完，现在年纪大了，肺活量小了，背下来需要两口气。”在场的几个同行不相信赵致真的话，一定要他当场表演一下，赵致真放下碗筷，站起来作了个深呼吸，就这样一口气从头至尾一字不漏地背了一遍。在场的范敬宜先生听了不住地点头微笑，并对赵致真说：“老赵，你这样喜欢《岳阳楼记》，我给你写一幅。”

    过后，《人民日报》的几位记者对赵致真说：“我们在范总身边工作多年，都没有得到过他的一笔两画，你的运气真好！”对此，赵致真是半信半疑，在他看来那只不过是范老总一时助兴，开的一个玩笑，何必那认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