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克特肖像》 Ⅲ
《贝克特肖像》 这段经历 战后他在多个场合讲述了自己的这段经历，当然，大多数时候是在私下交谈时谈的。但是，由于他太注重这次“顿悟”，而且把这次“顿悟”视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正如《那时》的主角在自我批评时所说的一句话：“转折点对你来说是一个关键词”——从而贝克特又将一个围绕着他的人生与事业的重要误解带入了自己的生活。［49］二战之后，他的主题确实沿着他所描述的方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战后的法文作品与其说谈了许多已知因素，不如说谈了更多未知因素，谈了更多感受。我并不是说贝克特缺乏洞察力，缺乏一种类似于《克拉普的最后一盘录音带》中克拉普所经历过的那种“远见”。我想说的是，他所讲述的那段“顿悟”经历并不是通往大马世革的惟一道路，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且，如果我们真的把贝克特的作品分为两个阶段，即“顿悟前”和“顿悟后”这两个阶段的话，那么我们很可能对他作为一名作家的成长历程形成一种误解。不少批评家已经指出，贝克特后期作品的主题其实早已深深地植根于其早期作品中。比如，德谟克利特曾经表达过这样一种思想：“没有什么比‘没有什么’更真实。”贝克特对这一思想怀着浓厚的兴趣，然而，其实这种寂静主义的观点早已存在于《普通女人的梦》这一部作品中。但是，在这个令人眼花目眩的大“顿悟”的光芒的笼罩下，早期的一些顺势而生的小“顿悟”顿时黯然失色。这些小“顿悟”包括：他下决心要尽早摆脱乔伊斯的影响；近两年的心理治疗使他意识到必须重新做出自我评估；不幸遇刺、九死一生的经历给他带来的影响；远离爱尔兰，远离母亲的严厉，让他获得了作为一个作家应该具备的自由；战争年代的创伤，亲眼目睹自己的朋友被捕，自己也被迫远走他乡，过着东躲西藏的日子；在圣洛与人共处的经历让他更客观地看待这个世界，对自我重新产生了尊重。所以，这种大彻大悟其实是水到渠成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