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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锦麟这家伙》 第二部分
最深刻的印象(2)

    代课小学老师的时间不长,但小杨老师的到来,让乡村的孩子们觉得世界变大了许多。实际上,小杨老师的年龄比学生大不了多少,可老师毕竟是老师,含糊不得。看上去,杨老师很“ 外气(洋气)”,教起课来却很有趣,再难的课文,老师一讲立刻变得好懂又好玩。今天人们津津乐道的赏识教育,那时的小杨老师每天用起来也是头头是道。

    杨锦麟第一次了解什么叫“ 复式教学”,他代的就是四年级、五年级合一的班级,半节课教的是四年级,半节课教的是五年级,一边布置课堂作业,另一边背诵课文,不亦乐乎。

    仅仅是“ 代课”身份,杨锦麟的语文课居然短时间内名声在外,当地公社还曾组织过其他学校的语文教师,专门听他示范作文课。“ 可见,当时自己还是很努力的。”杨锦麟追忆往事,这是少有的宽慰之一。幸福的光阴总是很短暂的,杨锦麟的代课教师生涯,因为自己被列入“ 可再教育好的子女”行列,不久就结束了。命途多舛,对杨锦麟来说,已经见怪不怪。

    初到知青队,杨锦麟属积极分子,在大队小学代课,还是“ 一打三反贫宣队”成员,白天协助割“ 资本主义尾巴”,他记得很清楚,三只鸭子属于社会主义范畴,三只鸭子以上,就是“ 资本主义尾巴”,大队书记白天带人下田下地割“ 资本主义尾巴”,晚上被抓来的“ 资本主义尾巴”,统统被宰了,煮了,打了牙祭。“ 林彪事件”发生后,他是大队知青唯一一位听取中央文件传达的人。傍晚,杨锦麟回到农友的保管仓库时,一屋子满满都是大队男知青。一伙人聚在仓库里,等着杨锦麟回来,究竟是怎么回事,大家急于想知道。还有知青扬言,如果杨锦麟不照实说来,就把他灭了。

    杨锦麟终于回来了。按照上级规定,杨锦麟没有传达的义务,也不敢乱说。于是,所有在场的知青发誓,谁要把杨锦麟今天说的事捅出去,先收拾掉他。事情到了这步,杨锦麟不说看来是不可能了,毕竟事关重大,怎么说才好。所幸杨锦麟记忆力超强,几乎倒背如流。但在当时,杨锦麟的口才表演纯属于泄密。

    一般记载,“ 林彪事件”是从1971年10月中旬以后,由党内逐步向党外传开的。“ 文革”中对接班人林彪高频度的宣传,使很多人听闻“ 林彪事件”的机密,目瞪口呆,直怀疑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据说,当时还有个别人一时回不过神来,出现了反应性精神病。更多人们包括孩子却因此牢记了一个外国地名:温都尔汗;知道了一种外国飞机:三叉机。对一个隐藏如此之深的阴谋家的揭露,也让那个年代的人充分体会到政治斗争的残酷,同时煽动起更多人誓死捍卫的坚强意志。

    那个晚上,杨锦麟一口气“ 泄密”的结果,知青们仅存的一点理想期待几乎完全幻灭了,没有人再信誓旦旦表示,愿意为解放全人类而牺牲自己,献身捐躯了。整件事,让杨锦麟真正感慨的还在日后——“ 文革”后期,知青回城风蔓延,走后门、托关系,病退、困退、升学、招干,为了给自己争名额、保名额,知青们互相检举揭发,甚至无中生有,凭空捏造,“ 他人即是地狱”。在那个混乱的时期,人性的善恶、美丑、真假全部赤裸裸地彻底曝光,惟独这件事,大家不约而同,谁都没有再提起,好像从来不曾发生过。

    难得一见的信守和承诺。

    难得的欢愉还是有的,毕竟青春韶华,成长着就是快乐,谁没有过这样一段关于青春的记忆,正因为短暂、稍纵即逝,记忆尤为鲜活——

    夏天的田野,太阳从黛青色的山梁隐去,辛苦而乏味、单调的劳作过后,难得歇息下来的片刻,年轻的心却异常活跃起来,寻找刺激是最有效的解脱,哪怕是一出出的恶作剧。这时候,杨锦麟常常成为大伙逗乐的对象。

    当年下乡的时候,杨锦麟属于知青户年龄最小的一拨。个头不见长,身体也没有完全发育成熟,一头黝黑带卷的头发却漂亮得让人嫉妒。那天,一伙人开始起哄,围着杨锦麟打赌,如果杨锦麟肯把头发推光,那么全队知青都跟着剃。“ 这有什么了不起,老子推!就推给你们看!”杨锦麟说到做到的结果是,一夜之间知青队变成了光头党,一溜排开三十多个秃瓢。

    “ 真是好过瘾呐!”一段少年往事,让半百之年的杨锦麟孩子似地手舞足蹈。

    就是出门特不方便,记得刚推完光头后不久,杨锦麟和另一位伙伴到上杭县城,到了县城,天色已晚,不得不投宿旅社,但一颗光秃秃的头,让旅社服务员心生警惕,一口拒绝了杨锦麟投宿的要求;无奈,只能趁着夜色赶路,那一晚,走了八十里路,到了上杭旧县河,当时摆渡的船只已经停止过渡,“ 只得在路边茶亭的蜈蚣草堆里睡了几个小时,一晚上被蚊子咬得浑身上下都是包”。杨锦麟说,那只是八年知青生涯中的一件小事而已。

    乡村的慰藉,孩子们的淳朴给了少小离家的杨锦麟短暂的精神支柱。每天学生下课回家,寂寞了,杨锦麟便会邀上几个知青同学结伴上山砍柴,卖给瓦窑,这成了杨锦麟刻骨铭心的快乐。

    福建原本就是八山一水一分田,杨锦麟辗转过几个知青点,都是山多平地少地瘠而民贫的山区。一百斤柴,当时市价是八角五分,足足可以买到一斤白酒。三十七度的白酒,八角五分的价钱,十华里地,现金交易。杨锦麟永远记住了三七八五这四个数字。砍柴回来的路上,大家盘算着,怀着莫名的兴奋,甚至喜得发狂。结果往往是柴没卖掉,钱没等到手,一帮人已经兴冲冲地拥进了小卖部,赊账,酒是首选。“ 那时候根本也没什么下酒的东西,偶尔有些花生米算是最奢侈的了。可大家聚在一起开心啊!哇,真叫过瘾。”

    这样的开心因单纯而美好,更因为短暂而需要特别铭记。

    厦门知青们有一本结集,取名《告诉后代》,评论者称这是一部令人刻骨铭心的书。一百七十多位作者,代表数以万计的厦门老三届知青,讲述真实的生活和人的故事。恩怨、激愤、控诉甚至怀恋都不乏篇章,而诗意也蔓延其中。总体上“ 缺乏强烈的政治性,缺乏强烈的大志向,缺乏强烈的功利性,却更具有家园意识”,这就是厦门知青相对于全国各地知青的最大的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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