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政布新
蠲赈与弭兵：蠲免赈济（1）

    一旦灾害发生，经调查属实后，即宣布蠲免钱粮。乾隆二年（1737年），直隶、山东两省，自春以来，几乎没降一场透雨，眼看夏粮无收，农民心中焦急如焚，在这人情惶惧之时，乾隆立即宣布“著将直隶通省今年应征地丁钱粮蠲免七十万两，山东通省今年应征地丁钱粮蠲免一百万两”《清高宗实录》，卷41，8页。。四年，直隶、江苏、安徽三省又遇大旱，是年三月，乾隆宣布将直隶总督所属今年地丁钱粮蠲免九十万两，苏州巡抚所属今年地丁钱粮蠲免一百万两，安徽巡抚所属今年地丁钱粮蠲免六十万两。直隶因旱情严重，将全省正赋之耗羡全部蠲免。到了五月份，江苏、安徽两省亦愈来愈旱，遂按直隶例，将二省“所蠲正赋之耗羡，一体免征”《清高宗实录》，卷93，6页。。由此可以看出，不论何处，只要报灾属实，即下诏蠲免。

    清朝本来有灾蠲制度。按“清初定制，凡遇灾蠲，起运存留均减。存留不足，即减起运。顺治初，定被灾八分至十分，免十之三；五分至七分，免二；四分免一。康熙十七年，改为六分免十之一，七分以上免二，九分以上免三。雍正六年又改十分者免其七，九分免六，八分免四，七分免二，六分免一。然灾情重者，率全行蠲免。凡报灾，夏灾以六月，秋灾以七月”《清史稿?食货志》，卷210。。乾隆朝比以前更放宽了灾蠲的程度，他从实际出发，规定“嗣后被灾五分之处，亦准报灾，地方官查勘明确，蠲免钱粮十分之一，永著为例”《清高宗实录》，卷69，19页。。

    问题是，灾民被蠲免的是向国家交纳的皇粮，而租种地主的地租仍不能免，即使大灾之年，苛刻的地主也照样向佃农收租。如河南地方就普遍如此，“穷民无所出，有卖男鬻女以偿租者”。河南巡抚雅尔图上奏折请求如被灾五分，应收五分之租；被灾六分，应收四分之租；若被灾十分，租息应全免，立即被乾隆批准，命令在河南省实行，并谕大学士会同九卿制定在全国统一实行的章程。《清高宗实录》，卷118，16页。可以想象，从乾隆的蠲免政策中得到实惠的不仅是地主，广大少地或无地的农民似乎也能沾到一定的光。

    招商运粮，平抑米价。中国有句俗话，“民以食为天”。大灾之后，粮食是最抢手的物资，而投机商人常常趁机囤积居奇，哄抬米价，甚至与官府相勾结，大发横财。因此，乾隆的触觉已认识到平抑米价的重要性。二年，提出“平粜乃利济贫民第一要务”《清高宗实录》，卷41，11页。。下令各地方官运用国家储备粮开仓粜米，稳定粮价。乾隆二年，他派宫中侍卫查山东、直隶两省发卖官米情况。侍卫报告说，直隶省地方官认真办事，米价平稳，百姓安然；山东省虽开仓卖米，不过设厂数处，买米的人排成长龙，本地居民尚不能当日买到，“至路远之民，往返维艰，守候终日，曾不得升斗而归”。乾隆知道后，大为震怒，因为曾经告诫地方官，若因运粮需费，可以动用公存银两报销花费，山东卖粮之处甚少，“明系胥吏为奸，棍徒作弊之所致”，因此警告地方官，对此事一定要“实心奉行，毋蹈前辙”。《清高宗实录》，卷41，11页。为稳定米价，乾隆还鼓励商人从产米区往灾区运粮。如乾隆三年春天，因直隶米价昂贵，特将临清、天津二关及通州、张家湾等处码头米税宽免，各地商贾闻风而动，穿梭往来，贩运大量粮食而去，保证了当地的粮食供应。辽东是关外产米区。秋天，乾隆又准开海运，从关外走海路运粮赴京畿，“著将内河前项米粮各税，一并暂停征收，俾商贾争趋云集”《清高宗实录》，卷76，10页。，米价自然大大降了下来。

    “赈济之道，在于发粟”《清高宗实录》，卷55，5页。。平抑米价主要是针对受灾区的城镇居民和有一定积蓄的农民而言，那些仅有数亩薄田、颗粒无收，或租种地主土地的佃农，平常就家无盖藏、四壁徒空的贫苦农民，只有无偿发给粮食，才能使他们免于暴骨之忧。在这方面，乾隆是比较开明的。乾隆二年，对山东大旱灾区的农民，其中极贫者发给三个月口粮，次贫者发给两个月口粮，大人每月给谷三斗，小孩一斗五升。自六月发给。三年冬，清政府对江苏、安徽灾民极贫之户赈粮四个月，次贫三个月，又次贫两个月，到明年二月份结束赈济。乾隆想到：“三四月间正青黄不接之际，在官仓虽有平粜之米，而无力之穷民仍苦籴买无资，难以糊口，良可轸念。”《清高宗实录》，卷84，5页。下令安徽极贫之民再加赈一个月，江苏凡被灾五分之州县极贫、次贫再加赈一个月，被灾四分以下州县极贫者再加赈一个月，以苏民困，以培民气。五年，定赈济条例，规定“凡被灾地方，勘明五分，于春月酌借口粮，六分极贫者加赈一个月；七八分极贫者加赈两个月，次贫者加赈一个月；九分极贫者加赈三个月，次贫者加赈两个月；十分极贫者加赈四个月，次贫者加赈三个月”《清高宗实录》，卷126，16~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