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政布新
消除严苛：释放政敌（2）

    对于前朝因种种原因被罢斥、废免或看押人员，乾隆即位后则根据情况，能起用的就起用，能释放的即释放。雍正十三年十月十三日，乾隆对前朝革职的张楷、彭维新、俞兆晟、陈世倌四人首先予以起用。他说明其理由是：“伊等获罪之由，尚非贪婪犯赃者可比，且尚有可用之才。”《清高宗实录》，卷4，52页。彭维新、陈世倌命署理都察院左都御史和副都御史，张楷署理礼部侍郎，俞兆晟著在内阁学士里行走。后来四人都担任过地方督抚大员。原云南巡抚杨名时，在当地整饬胥役科敛，核实州县需数，酌定数目征收、减除加派，因此税收有所减少，在雍正朝被指责为“徇隐废弛，库帑仓谷，借欠亏空”，革职待命云南。乾隆元年被召回，任命为礼部尚书。《清史稿?杨名时传》，卷290。雍正时因参劾田文镜一案而被投入监狱的李绂和蔡珽，还有流放充军九年的御史谢济世，都被赦免放出。李绂授户部侍郎，谢济世复补江南道御史。《清史稿?李绂、蔡珽、谢济世传》，卷293。因对准噶尔用兵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罪责的傅尔丹、陈泰、岳钟琪三人，以岳钟琪平青海有功，傅、陈二人“祖父俱有功勋”为由，于乾隆二年四月十七日，谕令释放回家。《清高宗实录》，卷7，30页。

    对于犯罪降革的八旗将领，一律宽免，尽量使用。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乾隆决定对明亮等五十九名犯法欠帑旗员，觉罗查克散等不符合赦免条件的十名旗员，“名下应追各项银两，俱著豁免”。对其中被判以充军、监禁戴枷、扣俸扣饷及妻子家属入辛者库等罪之人“概行宽释”《清高宗实录》，卷7，30页。。半年之后，大批起用降革旗员，“法海、李楠俱著赏给副都统衔，在咸安宫官学处协助来保办理事务。白清额俟有副都统缺出，兵部一并带领引见。韩光基、喀尔吉善俱著管理圆明园八旗兵丁，鄂昌著在批本处行走，鄂米、觉罗佛保、额伦忒、禄保、尚承恩俱著以该旗参领试用，徐琳著以副参领用，赛都著发给李卫，以副将试用”《清高宗实录》，卷19，2～3页。。这些人后来大部分成为乾隆朝的重要官员和统兵将领，为取得他的文治武功立下汗马功劳。六月十二日，又将前朝八旗入官房产地亩共七十二案从宽处理，“著仍还给本人，令其执业”，以照顾这些人的生计。《清高宗实录》，卷20，24页。

    乾隆缓解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方针是坚定的，能从宽的尽量从宽，本人逝世的则宽免其家属子孙。具体措施力求从速，绝大多数案件都在雍正十三年底之前处理完毕，如允禩、年羹尧案。涉及面不怕过广，对皇族成员、政府大僚、八旗将领、降革官吏、知识文人，举凡统治集团的方方面面人物，能改正的就改正，能平反的就平反，能释放的就释放。这样做的结果，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平息了统治集团内部自康雍两朝以来留下的恩恩怨怨，增强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实现了满汉地主阶级各个阶层人士的广泛合作，提高了新君乾隆的政治威望，为清王朝继续走向鼎盛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