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政布新
新皇登基：新政方针（1）

    至于国家刑罚禁令之设，所以诘奸除暴，惩贪出邪，以端风俗，以肃官方者也。然宽严之用，又必因乎其时。从前朕见人情浇薄，官吏营私，相习成风，罔知省改，势不得不惩治整理，以戒将来，令人心共知儆惕矣。凡各衙门条例，有从前本严，而朕改易从宽者。此乃从前部臣定议未协，朕与廷臣悉心斟酌而后更定，以垂永久者，应照更定之例行。若从前之例本宽，而朕改易从严者，此乃整饬人心风俗之计。原欲暂行于一时，俟诸弊革除之后，仍可酌复旧章。此朕本意也。《清世宗实录》，卷159，22页。

    在遗诏里，乾隆很巧妙地把雍正朝政治严刻的原因归罪于各级官员，而把转变指导方针的必要性解释为是“皇考遗训”，为他自己更改先父政治找到了最合法最无懈可击的理由。因为中国历代统治者都标榜自己敬天法祖，小农经济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中国人习惯于墨守成规，乾隆这样做是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阻力，以顺利实现政策的过渡的。

    再说，乾隆所宣布的“皇考遗训”也不完全是强加在雍正身上的。雍正为皇子四十余年，经历过无数次政治斗争的急流险滩，为人精明无比，他推行严明之政，驭下过刻，自己并非毫无察觉。雍正六年（1728年）就发生过一次令他震惊的“布兰泰事件”。雍正听属下反映江西巡抚布兰泰执政过于刻薄，就找机会当面询问缘由，布兰泰回答说“臣在江西所办事件，往往从重从严，待皇上敕改，使恩出自上”蒋良骐：《东华录》，卷29，487页。。布兰泰的话表明：在封建专制主义高度发展的清代独裁体制中，官场作风普遍迎合，说假话，颠倒黑白，假公济私，栽赃陷害。明明皇帝施政严厉，做大臣的只能投其所好，比皇帝更严刻对待下属和百姓。布兰泰若说“严刻出自皇上”是很符合实际的，可惜他不敢说，因为说了就要掉脑袋。说“待皇上敕改，使恩出自上”，在他自己看来很得体，给皇帝一个争取人心的机会。岂料结果令雍正听了“心中战栗，不觉汗流浃背”。因为施政不论宽严都有限度，现在官吏仍故意从严从重办事，以待皇帝折中，而做皇帝的日理万机，哪能时时小心，一一看出改正。何况大臣们又没有事先声明何事办得过严，需要劳驾皇帝出面干预。再说地方官所办之事，并非都要奏请皇帝，因此毫无补救灵丹妙药，后果仍然要归咎皇帝。这时的雍正已意识到问题的严重程度，因此将布兰泰革职法办，以儆来者。

    在此之前，如雍正八年（1730年），处于病重之中的雍正帝在曾经宣布的“遗诏大意”已经表示：“朕夙夜忧勤，惟体圣祖之心为心，法圣祖之政为政”，但他心里明白，与康熙的“政尚宽仁”不同，他实行的是“严明”之政。《清史稿?世宗本纪论》，卷9。至此到了晚年，政令从严的这支令箭早已发出，立刻明目张胆收回，势必造成政治混乱，所以只可潜移默化，徐图进取，有待来日。无奈他寿命不长，改弦更张的任务只能由他的继承人乾隆来完成了。

    乾隆是个有心人，尤其是未当皇帝之前已饱读经书，博涉历史，对过去治乱兴衰颇有了解。二十五岁当皇帝，又目睹康熙、雍正两朝政治得失，绝非等闲之辈。他即位伊始就看出皇祖康熙当政，正值国家经历四十年战争结束之际，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田野荒芜，人口锐减，百业凋零，满目疮痍，万民瞩目，这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缓和满汉民族矛盾，笼络士民之心，与民休息，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大力推行宽松仁慈的政治，所谓“非遍覆包涵，不足以厚生养而定民志”。当然，由于执法不严，各级官员趁机中饱私囊，大肆贪污，时有“九天供赋归东海，万国金珠献淡人”之谣。“东海”指大学士徐乾学，“淡人”指内阁学士高士奇。康熙明知故问，对大臣们说：“诸臣为秀才，皆徒步布素，一朝得位，便高轩驷马，八驺拥护，皆何所来赀？可细究乎?”昭梿：《啸亭杂录》，卷1，《优容大臣》。结果不过将二人免职了事。康熙还说，即使号称“清官”之人，也未必都那么廉洁，“今张鹏翮居官甚清，在山东兖州为官时，亦曾受人规例，张伯行居官亦清，但其刻书甚多，刻一部书非千金不得，此皆从何处来者?此等处亦不必究。两淮盐差官员，送人礼物，朕非不知，亦不追求”。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得出结论：“多事不如少事。”《清圣祖实录》，卷245，17、26页。说明这位大清圣祖尽管对臣下不法行为如此了如指掌，仍采取驭下宜宽不宜严的态度，以换取他们对清政府的效忠尽力。可是拖到了康熙晚年已是“政宽而奸伏，物盛而孽萌”的形势了。于是雍正看到“人心玩愒，诸事废弛，官吏不知奉公，宵小不知畏法，势不得不加意整顿，以除积弊”。按照正常的逻辑推论下去，应该说这是必要的或取得了何等显著的效果，然而乾隆继续说的却是雍正帝属下官吏误解了其中原意，以为目的在于严厉，加上执行中奉行不善，以致造成政令繁苛，每事刻核，大为闾阎之扰累。《清高宗实录》，卷14，21页。这就把问题揭示出来了，但又不损害雍正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