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安思危
惩贪除奸：打击朋党（1）

    乾隆的父亲雍正在位时，曾不遗余力地反对大臣结党干政。雍正二年（1724年），他也写了一篇《朋党论》，或称《御制朋党论》，向诸王、贝勒、公、满汉文武大臣官员等宣称：“朕即位后，于初御门听政日，即面谕诸王文武大臣，谆谆以朋党为戒，今一年以来，此风犹未尽除。”“朕今御制朋党论一篇颁示，尔等须洗心涤虑，详玩熟体，如自信素不予朋党者，则当益加勉励；如或不能自保，则当痛改前非，务期君臣一德一心，同好恶，公是非，断不可存门户之见。”雍正的《御制朋党论》，中心思想是强调高度的君主专制主义，痛斥臣民结党营私，认为一切朋党都是对君主的挑战。他说：“朕惟天尊地卑，而君臣之分定。为人臣者，义当惟知有君，惟知有君，则其情团结不可解，而能与君同好恶，夫是之谓一德一心而上下交。”指责朋党之害就是“乃有心怀二三，不能与君同好恶，以至于上下之情睽，而尊卑之分逆”。雍正对欧阳修的《朋党论》极为不满，文中指斥欧阳修《朋党论》中的“君子以同道为朋”说，认为“君子无朋，惟小人则有之”。换句话说，无论君子、小人均不该同道为朋。杨启樵在《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一书中，特别指出此点值得注意。按着欧阳修的看法，可以有两种朋党，一种是君子的，另一种是小人的，君子的可以存在，小人的应该取缔。而雍正的看法是，凡是结为朋党的都是小人，他说欧阳修所谓的“君子以同道为朋”的那个“道”，亦是小人之道，欧阳修之论只能为小人结为朋党作掩护，实际是没有那种君子的朋党的，甚至说“设修在今日而为此论，朕必饬之以正其惑”以上雍正发动禁止朋党的言论及《御制朋党论》，均见《清世宗实录》，卷22，11~19页。。

    为了禁止朋党，雍正一朝屡兴大狱，如允禩、允禟案，隆科多案，年羹尧案，以及查嗣庭、谢济世、陆生楠案，虽然各有所指，案件具体内容不同，有时也有其他的名称，如文字狱等，但共同点就是他们又都是在禁止朋党的名义下发动的。当然禁止朋党是一回事，不断结成朋党又是一回事。所以到雍正逝世，乾隆即位，朋党依然继续存在。当大臣们因为结成朋党而与“乾纲独揽”的皇权发生矛盾时，乾隆也发动了一次次打击朋党的斗争。

    1．取缔以允禄为首的宗室党人活动。允禄（1695—1767），康熙帝第十六子，雍正元年（1723年）奉旨过继为庄亲王博果铎之后嗣，袭封庄亲王，在当时被认为是得到一次厚爱。《清史稿?允禄传》，卷219。他与康熙帝第十七子允礼同被雍正遗命授为辅政大臣，而乾隆三年（1738年）允礼去世后，允禄的地位在宗室王公中更是鹤立鸡群，无人出其右者，引得不少宗室王公奔走其门。然在乾隆心目中，“王乃一庸碌之辈”，并无有所作为，尽管允禄不顾忌地收买人心，但处理政事模棱两可，能力有限，不会对皇权造成太大威胁，因此乾隆一直取包容态度。

    经过一段时期，允禄和理亲王弘晳（废太子允礽之子）、火器营都统弘升（恒亲王允祺之子）、弘昌、弘皎（怡亲王允祥之子）等人结成一个小集团之后，乾隆就不能不提高警惕并注意防范了。因为弘皙“自以为旧日东宫嫡子，居心甚不可问”，弘升在雍正朝获罪圈禁，后被放出在家思过，乾隆继位后加恩任命他为火器营统领，仍不知感恩悔过，“但思暗中结党，巧为钻营”。“弘昌秉性愚蠢”，自小不服管教，到处惹是生非，其父允祥不得不奏请将他圈禁在家以避祸。允祥死后解除圈禁，乾隆封他为贝勒。“弘皎乃毫无知识之人。”这些“不守本分”之流聚集在允禄周围，“渐有尾大不掉之势”，对乾隆的皇权构成威胁。《清高宗实录》，卷103，1~3页。四年九月，乾隆首先以弘升“挑动事端，使我宗室不睦”的罪名将其逮捕，交宗人府审问，再经进一步调查，于一个月后，又以“结党营私罪”革去允禄的亲王双俸及议政大臣、理藩院尚书职务。弘晳、弘昌、弘普分别被革去亲王、贝勒、贝子封号。后来福宁告发弘晳听信安泰邪术，捏称祖师显灵事，继续追查，安泰又供出“弘晳曾问过准噶尔能否到京，天下太平与否，皇上寿算如何，将来我还升腾与否等语”。表明弘晳不仅结党营私，还企图复辟，属大逆罪。乾隆的担心变成了现实，遂将弘晳在景山东果园永远圈禁，允禄因此再次被痛斥。《清高宗实录》，卷106，12~15页。允禄经此打击，再也不敢过问政治，后来把主要精力用在研究数学、乐律上，成了古音乐专家。其他宗室王公也多以书画诗赋自娱。